烈焰之痕:火焰留下的痕迹与记忆

adminadmin 任务攻略 2024-04-07 42 0

施一公,相信很多人有所耳闻。近年来,施先生中科院院士身份,尤其是西湖大学校长的身份,频繁出现在媒体上。

烈焰之痕:火焰留下的痕迹与记忆

最近偶然读到他的自传,我才发现,原来施家祖孙三代的百年历程,与中国百年来的历程紧密相关。

这本自传名为《向理想前行》,出版于2023年4月。从书中可以看出,到这本书出版时,施一公的爷爷施平依然健在,已经112岁。施平的人生道路,紧随时代的洪流,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后辈的人生方向。

施平1911年出生于云南大姚县;施怀琳1935年出生于浙江杭州;施一公1967年出生于河南郑州。这祖孙三代的命运,犹如百年来时代浪潮上的水珠,随浪激荡。

先说施平老先生,一位老革命。

他15岁也就是1926年到昆明求学,受到革命思想启蒙;20岁也就是1931年考上浙江大学农学院。大学期间,施平追求进步,参加抗日救亡运动,1936年初曾以学生会主席身份两次面见蒋介石,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。

网上能查到施平与蒋介石两次见面的细节,是否准确我不能确认——老蒋很生气,也威胁过施平,但最终也没有奈何他。

1938年后,施平先后担任浙江两个县的中共县委书记,30岁也就是1941年加入新四军。

在大学期间,他认识了进步女青年杨琳,后结为夫妻。1935年1月,杨琳生下一子,18天后被捕入狱,不幸牺牲。

施平给儿子取名施怀琳,寓意怀念杨琳。由于忙于革命,孩子被送到云南老家寄养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施平担任华东局青年团工委副书记,后调任北京农大。1960年,他戴上右倾的帽子,两年后平反,1967年再被打倒入狱,1973年出狱劳动改造,1978年平反,出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,后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……

这位老干部于1985年离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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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一生经历战争、建设、文革、平反、改革开放,虽不乏磨难,但与无数同龄人相比实属幸运。战火与风浪都挺过来了,以111岁的高龄在华东医院挺过了疫情,且儿孙满堂。与他同一年出生的人,如今依然在世的恐怕已屈指可数了。

他是革命者,也是革命胜利的“受益者”。

所谓的受益也体现在后代身上。如果没有胜利走出战争年代,那么施平寄养在云南的儿子施怀琳,恐怕很难走出云南,也就不大可能有后来施一公的精彩人生了。

革命胜利后,施平四处打听费尽周折从云南找到了失联多年的儿子,把他接到了北京。1962年施怀琳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。这所大学的分量,很多人是知道的。

从施一公的自传可以猜测,施平后来又有了夫人,并生有儿女,主要在上海生活;施怀琳与父亲似乎很少有交集。直到施一公上了初中,才在姐姐的带领下,乘火车到上海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爷爷。

施怀琳大学毕业后到河南工作,定居郑州。他的夫人也是大学生,都在河南省电力工业局工作。他们共有两女两儿共4个孩子,施一公出生于1967年,是老幺,这在当时是一个幸福的干部家庭。

然而这幸福很快中断了。

1969年10月,施一公一家被从郑州下放到农村,原因是远在上海的施平被打成“走资派”。

不满3岁的施一公开始了农村生活。那个村庄在河南驻马店,叫小郭庄,他们安家在村头的牛棚里。

施怀琳多才多艺。他就地取材将牛棚改造成多个房间,他迅速学会了各种农活儿,他会理发给全村人理发,他会裁缝帮全村人做衣服,他木工、厨艺、唱歌无所不行,他乐观幽默……1977年恢复高考,他先后辅导施一公的表姐、哥哥、姐姐考上大学,后来又把施一公培养到清华。这在那个年代堪称奇迹。

这样多才多艺的一个宝贝奇男子,不幸在1987年因车祸去世,年仅52岁。他的一生就这么结束了。翻书至此,不由垂泪。

接下来是施一公的故事。

施一公在小郭庄生活3年后,随被“重用”的父亲搬到镇上,8年之后,随父母调回郑州。1984年施一公参加全国数学竞赛考试,河南第一名,次年被保送清华,后来出国留学,留美任教,感受到亚裔在美国发展的天花板,重回清华,成为院士,创办西湖大学……

时代如一条曲折奔腾的河流。个人命运遇到河流的哪一段,是上天安排的。但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难题。

施平当年的最大难题应该是能否幸存于战火以及革命能否成功,施怀琳当年的难题应该是一家6口能否避免终老在驻马店的村庄与小镇,施一公的难题很可能是西湖大学能否按照自己的理想办成。

这祖孙三代,在同一条河流之上,百年激荡的风浪在不同的节点打在他们身上,他们遇到的风景与困难大相径庭。总体而言,他们与同时代的人相比,实属幸运。

课本上的历史都是粗线条的,里面只有成王败寇的大人物,只有轰轰烈烈的战争和运动。相比而言,个体的记忆,家族的沉浮,更加鲜活地呈现了历史的真相。然而,这真相又因个体的遭际差别而显得差别巨大甚至有天壤之别。

比如关于1950年代末,中国的“困难时期”,个体的记忆差别巨大。

最近翻阅英若诚先生的自传《水流云在》——他写到“三年困难时期”时一笔带过,那时候他是北京人艺的话剧演员。他说,“大跃进”后,“困难时期”到了,他的第二个孩子英达出生了,生下来有9斤,是个健壮的孩子。显然,北京城里的人虽然也“困难”但避免了饥饿。

我之前读过在贵州做了一辈子基层教师的任吉富老先生的回忆录——他是农村孩子,“困难时期”他正读初中。他在回忆录里纪录了村子里饿死人的惨状,全村饥荒前有六七百人,饥荒后少了200多人。任先生的回忆没有公开出版,但在我看来,他对于“困难时期”的记录,可能比施一公和英若诚的记录更加珍贵。

施平老先生出生的1911年,满清王朝消亡。他丰富多彩的一生,紧贴时代的车轮经历、见证了家国百年的变迁。这样一个活标本可谓“珍贵”。

由于时代的车轮过于沉重,会在几乎每一个人身上留下痕迹。但是不同的阶层,不同的群体,痕迹的深浅还是有巨大差别的。最为遗憾的是,那些被碾压最重的人,比如那些死于饥荒的人,难以留下一丝记忆,如同不曾活过,亦不曾死过。

烈焰之痕:火焰留下的痕迹与记忆

这样比较,并不是想说城里人更幸福或精英们更超脱。动荡的年代每个阶层其实都难“安生”,各有喜怒哀乐。

真正的历史,应该是这些人的喜怒哀乐生生死死,而不是战争、运动、口号、蓝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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