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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山西广武明长城 王晋飞 摄

在明代，

许多军人与百姓基于各种原因

（如叛变、避罪、逃役或被掳等），

越过长城进入蒙古地界，

成为草原上的特殊人群，

这些人即本文所要探讨的对象。

这些人被蒙古部落领袖赋予各种任务，

从放牧、攻打汉地到农耕、建寺、筑城，

由此开辟出一片农垦区，

为清代前套等地农业化奠定了基础。

本期推出的

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邱仲麟文章，

全文分为四个部分：

首先讨论被掳之外的三类人物——

逃民、妖人与叛卒，

其次探究丰州滩板升的发展，

再次述及辽河上游出现的板升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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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谈的是明末漠南局势变化

所带来的板升归属权轮转。

明代的“降虏人”与长城以外的农垦区

前 言

……

本文所要谈的这个议题，自20世纪初展开以来，研究已超过一百年。1917年，和田清在其《内蒙古诸部落的起源》一书中，提到 明代“不良汉人”出亡塞外、聚居 板升这一现象。四十年后，他在《东亚史研究（蒙古篇）》一书中对此又有增补。1955年，荻原淳平继续对板升加以深究，考察其语意、创设、发展及板升与俺答之关系，最后讨论板升支配权的变化。1959年，司律思（Henry Serruys）撰文论及16世纪漠南蒙古草原上的各类汉人，包括 奸细、叛兵、白莲教徒、工匠、农民、医者等，并分析汉人之蒙古化，与汉人对蒙古人之影响等问题。1962年，野口铁郎以白莲教为中心，论及白莲教徒之逃往丰州滩。1972年，荻原淳平进一步探讨嘉靖年间的兵变与板升之间的关系。其后，费什（Fisher）从天花、商贾与白莲教徒三方面讨论明蒙之间的关系。野口铁郎考察万历年间板升汉人的角色。永井匠则讨论隆庆和议及其对右翼蒙古汉人的影响。

与国外学者相比，国内学者的焦点有所不同。20世纪50年代，胡钟达对归化城的建城年代与所在位置加以考证。至80年代，李漪云、薄音湖又有新的看法。经过薄音湖考证， 归化城始建于隆庆六年（1572），建城于万历三年（1575），扩建于万历九年。而关于福化城，李逸友、李漪云认为应该是 美岱召。另外，如同荻原淳平将俺答统治区视为“农牧王国”，曹永年曾经讨论丰州川的再度半农半牧化，并对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的明代题记加以分析。1983年，森川哲雄撰文讨论万历末年至崇祯年间的归化城，利用了珍贵的1618年俄国使臣出使明朝的旅行记。此后，许多学者着重于讨论丰州滩一带农业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化。

至于“板升”的意义，从和田清以降，学者不断爬梳，胪列各种记载。1975年，司律思为文讨论蒙古的两位关键女性——三娘子与大成比吉，论文最后附录一篇短文，即专门讨论板升。而列举史料最多者，则为1987年薄音湖所撰论文。他认为，板升最初含意，应即司律思引述《通贡传》中之 “升板筑垣，遂号板升”，是指 蒙古地区出现的汉人筑墙盖屋的一种方式，即以泥土填入夹板，逐层夯实而成墙壁，方逢时称之为“版筑”。由这一建筑方式引申而来，就是 房屋、庄园、城堡，乃至农业点、领主下面的佃户。

据薄音湖所列，史料最早提及板升者为《译语》，写作“伯桑”，意即园子。而他在论文中所引述的《皇明修史备文·大同镇板升考》云，“板升，犹华言村落、房屋也”，似来自陈仁锡（1581～1636）的《插酋论》。陈仁锡的记载，最早将板升指为房屋，后被清初《明史》修纂者所采用。时至今日，大部分学者多半认同司律思、薄音湖的看法。有趣的是，冈田英弘在1981年评荻原淳平撰《明代蒙古史研究》一书，书评中认为“板升”是 山西大同口音的“百姓”。此说有待查证。

本文的研究动机，在于考察明代“从山西出发”的军民，于蒙古草原“楚材晋用”的一段历史，特别是从早期的跟随放牧、攻打汉地，到引进汉地生产方式进行农耕，开拓出前所未有的塞外农垦区，这是历史的特殊际遇，也为清朝汉人拓荒塞北奠定基础。另外，文中亦连带提及内蒙古东部及鄂尔多斯草原的事例作为参照。关于这一主题，前人研究极为丰硕，笔者狗尾续貂，仅就所阅读史料聊为补缀之功，敬祈方家指正。

▲ 山西明长城李二口段 图源：新大同

一

逃民、妖人与叛卒

明代为管理北边关禁，洪武年间修《大明律》时订有相关条例，如 ：“越度缘边关塞者，杖一百，徒三年；因而出外境者，绞。把守之人，知而故放者，同罪。”又一款云： 凡管军百户，及总旗、小旗、军吏，“若私使出境，因而致死，或被贼拘执者，杖一百，罢职，发边远充军。至三名者，绞。本管官吏知情，容隐不行举问，及虚作逃亡，符同报官者，与犯人同罪”。另外，洪武二十二年（1389）下令： “守御边塞官军，不得与外夷交通。如有假公事出境交通，及私市易者，全家坐罪。”建文四年（1402），明太宗敕命宁夏总兵何福，亦命其“严出境之禁”。

然而，朝廷虽通令国人不得擅自出关，并不得与外族勾结，但在 明初即有人犯禁。如永乐四年（1406），齐王榑被废为庶人的罪状之一，即有“擅佥校尉私通边境，要结外夷，图为不轨”。宣德八年（1433）五月，镇守山西都督佥事李谦（？～1444）奏言：“陕西府谷、神木二县，有逋逃军民百余家，有十丁、二十丁者，聚于边境野人沟等处，俱挟兵器，依阻山林，潜出境外，恐诱虏寇犯边。”宣宗谕户部曰：“安土重迁，人情之常，此皆军卫有司虐之，故不得已至此。”于是遣官前往招抚，赦免其罪，若坚持不回，发兵擒捕。边境上的村民为军方注意，乃在于其易于越境出外勾结敌人，引发两国之间的冲突。

明初以来，汉人涉入草原最主要的一种方式，是 被掳。而其成为敌人重用的军师或将领，记载以土木堡事件后为多。正统十四年（1449）七月初八日，瓦剌与鞑靼大举入寇；十七日，明英宗朱祁镇（1427～1464）御驾亲征。八月十五日，自大同移驾返京途中，被围于土木堡，明军覆没，官军死伤数十万，皇帝被俘，是为“土木之变”。蒙古兵除在边内剿掠之外，也先（1407～1455）并于十月挟持明英宗攻打北京。在也先围攻北京的过程中（见图1），蒙古降民之编置京畿州县者，借着蒙古入寇，趁机编发、穿胡服四处劫掠，居民称之为“家达子”。另外，也有驱赶难民依附蒙古者，到处纷扰。官军有逮获此辈者，俱下令斩首。

▲图1 “土木之变”后也先攻北京路线

正统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，官军捕获蒙古间谍三人，其中二人为太监喜宁家奴，一人为忠勇伯把台（即蒋信，？～1454）麾下指挥使安猛哥。喜宁自“土木之变”后随侍明英宗，把台则战败投降，俱为蒙古所用。蒙古计划次年春夏间再复入寇，故派三人前来窥探，且嘱咐安猛哥暗地约都指挥石连台率领素所亲信将军作为内应。其后三人均被处斩，并抄喜宁家。当时把台亦追随英宗在草原上，朝廷怕“降胡惊疑者众”，故置把台家不问。

景泰元年（1450）闰正月，大同总兵官定襄伯郭登逮得蒙古间谍，押解至京，其一为太监郭敬的家人把伯，另一为义州卫军士王文，都是也先的亲信。锦衣官鞫问两人，供词说：“喜宁与也先议遣至京师，觇城中军马多少？大明皇帝立未？立者无能人？有能人？期今年五月送太上皇回，谋夺京师。”供词又说：“把台常至太上皇所痛哭，云太上皇归，我亦归；若不归，我亦不归，其心常在于中国。其诱也先肆虏（掳）掠者，皆喜宁及小田儿。也先在大同厮杀，折了把八平章；在北京，折了卯那孩平章及其弟孛罗。合人马计有九万战死，及疫死已不下万余。其老营在九龙口，精锐俱在断头山。”二月，兵部又奏：“近有自虏中还者，言也先听从喜宁奸计，欲往临清抢掠。”二月十五日，喜宁至宣府城下，被宣府右参将杨俊等设计逮捕，后判处凌迟之刑，“磔诸市三日”。

景泰五年四月，贵州道御史钟同（1424～1455）审问真定府新乐县捕获的奸细荆弼，供词中提到：“也先使我十余人，打探北京军马多少，又探临清买卖、黄河深阔，约五月黑河等处回话，意欲统四十万众，从居庸等关进入，掳掠临清，径往河南。”钟同说：“汝中国人，反为鞑贼作奸细，今擒获汝，必定杀了！”荆弼回话道：“昔在中国受诸苦楚，今在彼处无事，打探回去，便赏我牛马、妇人。南人两分在彼，不思回归。我去年见也先亲到各处巡视，这里官员如山西榆次李员外亦在彼处，中国虚实，无不知之。”

也先派奸细打探临清的情况，据说是小田儿所谋划。小田儿原是河间的亡命之徒，“投虏中，受伪官”，“虏为边患，多出其计”，甚至窥伺运河临清。景泰七年十二月，鞑靼太师孛来派遣使臣朝贡，小田儿“杂虏众中进马，入瞰我虚实”。恰巧兵部右侍郎王伟（？～1469）奉命前往大同管接并验俵马匹，兵部尚书于谦（1398～1457）授意王伟将其逮捕。王伟行至阳和城，见其随蒙古使节入贡，命勇士埋伏于道旁，“执而斩之”，骗蒙古人说：“彼思其亲，亡去矣。”自是以后，边患稍息。

汉人前往草原的第二种方式，是 逃亡投靠。实际上，汉人之所以出走漠南，有其内在因素。弘治十四年（1501），吏部右侍郎王鏊（1450～1524）在奏疏中曾指出军民出逃的原因： “今沿边之民，终年守障，辛苦万状，而上之人又百方诛求。虽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，虽有月粮而升斗不得入其家。虽有赏赐，而或不得给；虽有战功，而或不得录。”如今又遭蒙古入寇， “举家不得相保，肝脑涂于郊原，哭声遍于城市。为将者尚不知恤，又从而朘削之，其心安得而不离乎？”故听闻边人有“苦有司之诛求，利虏中之佚乐者”。

由此看来， 边军因军官之压榨，常有逃入蒙古地界者，否则何以知“虏中之佚乐”。正德初年，兵科给事中毛宪（1469～1535）亦奏言：“闻虏中多半汉人，此等或因饥馑困饿，或因官司剥削，或因失事避罪，故投彼中以离此患。”因此建议，行文沿边巡抚等官员，被蒙古兵劫杀者酌予抚恤，遇有饥荒尽力赈济，且设法招抚逃亡之人，赦免其罪，并严禁统军官及官府剥削。毛宪所谈到的三种原因，其一为逃荒，其二为避差役，其三为守边失误，畏罪潜逃。正德十五年（1520），兵科都给事中汪玄锡等亦言：近来宣府“边人告饥，又苦于朘削，往往投入虏中”。嘉靖二年（1523）十二月，巡抚山西右副都御史胡锭（？～1536）奏言：“近年各边奸民，逃入虏中，为虏奸细者多。”

▲图2 宣府镇至甘肃镇边墙

在陕西方面，也有不少军民拘留在鄂尔多斯草原（见图2）。嘉靖八年，提督三边军务兵部尚书王琼（1459～1532）于《边防议》中，提到逃入草原的汉兵与明朝墩台兵的一段对话：

一日早，贼虏五骑，至兴武营暗门墩下，问墩军曰：“我是小十王吉囊、俺答阿卜孩差来边上哨看，你墙里车牛昼夜不断，做甚么？”答曰：“总制调齐十万人马，攒运粮草彀用，要搜套打尔帐房。”贼曰：“套内多达子在里，打不的。”又言：“我原是韦州人，与你换弓一张，回去为信。”墩军曰：“你是韦州人，何不投降？”贼曰：“韦州难过，草地自在好过，我不投降。”举弓送墙上，墩军接之，不换与弓。贼遂放马北奔。

这段记载显示，汉人被掳或逃到草原后，常被指派为探子，返回边境观察情况；另外，也证实前面毛宪、汪玄锡所指出的官员剥削，百姓日子难过，故这名原住宁夏韦州守御千户所的探卒，宁愿留在漠南也不愿再回故里。有些投靠者甚至成为向导，如嘉靖二十五年，兵科都给事中扈永通等疏言，其中谈道，“套虏复窥保安，而张羊羔为之向导”。蒙古部酋进攻汉地，还将投靠者编在最前列，作为第一波冲锋的“炮灰”。嘉靖二十六年，陕西三边总督曾铣（1509～1548）疏陈复套议，其中谈道：“近据归人供称：‘达虏每一帐，家小不上四、五人，虏（掳）去人口反有五、六人。’是虏之中，被虏（掳）之人半之。每一入寇，抢去之人，在前以当先锋，不进者以刀背击之。是以中国攻中国，而彼坐收其利，真可恶也！”

明中叶以后，“通虏”的又一主角乃是 “妖人”—— 白莲教徒。白莲教徒与蒙古人串连，大量出现于弘治之后。如弘治二年，山西代州人田增等四十二人创为妖言，谓弥勒佛当继释迦牟尼佛主世，“令人出边境构结北虏，谋为不轨”，至偏头关为巡逻者所执，山西巡抚翟瑄（？～1501）等奏闻，将其解送京师审讯。同年，山西崞县白莲教徒王良与忻州人李钺谋反，欲请小王子犯边，而自己做内应，令何志海等四人骑马，带着文书，备好旗号、器械出发。四人行至朔州胡浪庄迷路，为守墩者所逮获。王良等知事败，率众欲攻崞县，巡抚翟瑄等派兵进剿，王良等率五百人走往定襄县洪泉寨山间，不接受州县官招抚，州县官于是督率民兵进攻，李钺被获于开门峪山，王良则在五峰山被擒，并抓获一百二十三人，获妖书、器械、衣服、马匹甚多。弘治十六年的妖人李道明案，也涉及“结连北虏”。直至正德九年，投靠蒙古的王良、李钺党羽，仍然“诱以为寇”。

嘉靖年间，白莲教徒频繁来往于明朝与蒙古之间。如嘉靖二十五年破获的代王支裔和川王府奉国将军充灼等谋反案，其中除大同棍徒张文博、李钦、李舜臣、张淮、李纪之外，大同白莲教徒次仲太、罗廷玺、王廷荣也是参与者，甚至派谙晓蒙古语的卫奉出境联络小王子。嘉靖以降，投往俺答的白莲教徒甚多，如萧芹、吕明镇、乔源、丘阜（丘富）、刘景阳等，“皆以白莲教术幻惑远近，出入虏地为奸”。嘉靖二十年以后，丘富、萧芹等导引俺答“西窥关、陇，南围太原，东掠辽、蓟，绎骚畿甸，蹂躏云、谷，三十余年，官军撄之辄败，而边人肝脑涂地”。

另一批人是 叛逃的军人。正德年间，最有名的叛将是猴儿李，即李怀。李怀原充任游兵千总，以弘治十八年虞台岭之败，降于蒙古，诡称阵亡，其子李勇得以袭职。此后，李怀屡次诱引蒙古入寇，军中称其为猴儿李。正德初年，毛宪建言密行间谍曾说：

今日之猴儿李，即昔年之喜宁、小田儿也。己巳之变，喜宁降虏，遂为乡导，嗾其长驱，直薄京城；小田儿又为画计，以绝临清粮道。比待少保于谦设策，密授将官，擒杀二人，虏遂宁息。窃料猴儿李为虏人谋主，岂无薄京城、截粮道之图乎？臣谓此人不除，则虏患未已。今宜密令军中，因其奸细，巧行反间，如陈平之间范增而项羽生疑，如岳飞之间刘豫而兀术启衅。惟当阴谋暗谍以离其党，不宜泄露以基怨祸。若处置有方，则虏人未必不相疑贰，而此人亦可计致，边患亦可少纾矣。

正德十年二月，兵部奏请下令各边招募能擒拿李怀者，并招徕李怀，准其投诚自首；又建议将其子大同卫指挥同知李勇及家属送至湖广武昌卫安置，“若怀三年不归，则置勇于法，以惩叛逆”。正德十一年八月，朝廷议准边军若有能用计擒拿猴儿李者，首从皆授指挥使、世袭，赏银二千两，且给予李怀家产；其于战场擒斩者，赐给爵位及赏物。先前兵部议准迁徙其子李勇和家属至湖广，希觊其能归顺，至是边患愈加紧急，每次捕获间谍，都说猴儿李在敌营职称平章，诸部落听其号令。兵部于是又建议将李勇和家属送至京城治罪，但明武宗诏令照旧安置。

嘉靖年间，叛兵逃入漠南，以嘉靖三年、嘉靖十二至十三年 大同兵变者为最多。据记载，嘉靖十二年大同兵变，其冬宣大总制刘源清（？～1550）督兵平乱，“诸叛卒与虏连，其黠骜者多走虏中”，人数达数千，“虏择便捷辈，多与牛羊、帐幕，令为僧道、丐乞，入诇我边”，西至甘凉，东出辽东，或入京师刺探，“凡地理险易，兵马强弱，镇抚将领勇怯利害，尽走告虏”。其中有才智者，如李天章、高怀智等，“皆署为酋目，统夷众从战”。嘉靖十六年，巡按山西监察御史王杏奏言也提到：“先年叛逃士卒为贼向导，贻害非细。”嘉靖二十三年，工科给事中杨宗气（1514～1570）在奏言时仍指出：“先年大同判卒窜入虏中，其遗孽尚列行伍，阴相倚结，密致声援，常乘衅吠鸣，观变向背。”嘉靖二十四年，给事中李文进（1508～1562）、御史赵炳然（1507～1569）奉命前往宣府、大同、山西三镇巡视后，在十二月间条陈边务时谈道：

臣等从事宣大，自春徂秋，每遇降人，虚心款问，所接益众，所闻益详。其言虏地太半吾人，又闻择我华人住虏年久、身有妻孥者，潜入内城，作为奸细；若欲南犯，又择华人精壮者先锋，幼小者牵马，及至堡下，尽呼富民之名，数之曰：“与我买卖，我贳汝堡。不者，合力攻之。”是以一堡之内，大小惊惶，富者捐财，贫者给草，如就熟路，如责乡人。

这段文字道出蒙古人攻掠汉地时，极为擅长利用汉人，且兼有 “心理战”的成分。疏中又言： “虏中向导，多是华人。其初或畏罪逋逃，或频年陷没，计穷无路，甘为囚奴，实非本心。近来将领又往往杀降报功，令思归之士南向饮血，决命穷荒，言之可为刺骨。”嘉靖二十七年，给事中张秉壶在奏疏中亦言及叛军与亡命导引鞑靼入犯：“前大同镇叛军、清风寨亡命之徒，久投毡幕，先其所往，于是我民之所知路，即外虏之所知路也。闻前攻隆庆各堡，斥呼姓名以报怨，此又臣之所为寒心也。”另外，嘉靖三十八年太原兵变，首谋者李廷甫、赵鸾等虽被诛，“其众悉叛入虏中，居板升，大为边患”。

▲明长城茨沟营段

图源：太原道

嘉靖三十年，大同左卫缉获叛逆张攀隆等，俺答又以双方展开马市交易，将萧芹、萧芹之子萧得玉、吕明镇等献给明朝，既而萧芹、张攀隆、吕明镇、王得道等为首者十二人，悉被凌迟处死，枭首传示九边，没入其财产、妻子。而其徒众仝琏以下，则各处以死罪或徒刑。

《明世宗实录》编纂者说： “是举也，大同妖党略尽，其脱漏者不及十一，而首恶乔源、丘阜（丘富）、刘景阳竟匿虏所不出。后数岁，阜（富）等乃大为边患云。”萧芹等被逮之后，俺答留丘富居营中，其弟丘仝曾习梓人之艺，遂为俺答造楼房三区，甚为壮丽。又造舳舻一艘，得渡黄河而东；并造置农器耕种，俺答更加高兴。据说两人誓为刎颈之交，遂改丘富之名为一克喇把，进而为酋长。即而丘富亦建屋三区，耕田数十余顷。其后，左卫余丁赵全等以谋反事发，携妾子赵有库、赵有仓及其弟赵龙、赵恺，偕王廷辅、李自馨、冯世周、陈钺、李河、梁满、杨河、罗朝宝、孟大益、梁廷相、张朝宗、李山、潘云、高金等三十余人从宁虏堡帅家口出塞。李自馨易名把汉笔写契，廷辅易名猛谷王，与丘富居丰州川，“造室力农，间则阑入塞，谋汉好物贿答”。随之，白莲教徒吕鹤亦带领臧画等，从威胡堡潜出塞造访丘富。后来，吕鹤、赵全、王廷辅等又回至应州城，买乳香、地黄、良姜等药材，并与诸党余相约为内应。

嘉靖三十三年，吕鹤及其党贺彦英、杨通、臧大臣等事发被擒。蔚州卫妖人闰浩、杨胤夔等亦以白莲教徒，“出入虏地，与丘富、乔源等为奸”，嘉靖三十六年被边兵捕获。嘉靖四十年十一月初八日，丘富等攻打榆坡等墩，被官军射伤，回营后于初十日身故。又，陕西甘泉县人李应干自称系唐之后裔，与河内人李元共以符谶惑众，私约板升降人丘富及各处盗贼，“通虏习番语，欲谋不轨”。后事迹败露，嘉靖四十四年，党羽三十余人俱被逮，各判处磔刑等罪。

叛兵危害边境之具体个案，如张邦奇本为大同威远卫千户，后叛降俺答，隶属丘富部下。嘉靖三十五年冬，邦奇至边外刺探，边军王勋假以货物交易，暗地埋伏士兵将他逮下，随后被处斩。张彦文在先前曾被掳，自漠南逃回，被任命为通事，后以功劳转任试百户，但嫌弃俸禄微薄，又亡命出境，向俺答透露边防虚实。嘉靖三十二年，大同总兵岳懋巡边至灭虏堡，适遇俺答士兵来攻，岳懋及军士五百余人被杀，彦文却独自回营。

嘉靖四十年，彦文随大同总兵刘汉驰援平虏卫，中途弃逃入俺答阵营，改名叫羊忽厂，俺答以其有内应之功，转其身份为酋长。而刘四（刘天麒）原为老营堡戍卒，怨老营堡游击李应禄军令严，意欲逃亡，遂与陈世贤、王麒合谋杀死应禄，携带家室一百三十余人，从羊角山亡命出境，俺答呼其为刘参将。另外，还有叛卒王恓大等四人，“多为虏向导”，后被新平堡参将麻禄擒斩。而宁武叛卒如刘如沈，也都“用事虏中，鸱张虿毒，谋逆未已”。

万历年间，诸葛元声在《两朝平攘录》中曾说： “板升叛人，皆中国亡命，或被掳，中间亦有求归不得者。”如嘉靖四十四年五月，板升降人李自馨等叩边，乞请率众归降。宣大总督江东（？～1566）奏闻，兵部尚书杨博（1509～1574）惧有后患，不敢主议，议请行文督抚计处，最终未允。隆庆二年，久陷蒙古的山西布政司承差杜经、朔州生员李春艳，密约板升叛人李自馨等率众归降，以事情泄露未能成功。杜经自行脱走，春艳亦暗得边外地图逃归内地，宣大山西总督陈其学（1514～1593）等奏言两人效顺可嘉，俱授所镇抚之职，于军门听用，并各赏银三十两。

总体而言，滞留在漠南等地的汉人，其到来的原因各自不同，心态亦参差不齐。叛明者已无退路，故积极表现以取悦新主；被掳者多无认同感，于丘富之流亦不乏咬牙切齿，冀以暗杀泄恨者。如《万历武功录》记载：大同人孙廷美羁旅蒙古，谋刺丘富，遂与王浩商议，后来被出卖，遂被丘富所杀。然而，不论基于何种原因到来、具有何种心态，这些汉人对俺答而言，仅仅是其“财产”的一部分，可以分配给任何下辖部落役使，即使如赵全、李自馨、刘天麒、张彦文等被重用者，也随时都可以作为条件交换的工具。

在漠南草原上，白莲教徒与叛卒以杀掳种族上之“我者”，建立事功以取得“他者”的认可，从而 被赐给耕地、牲畜与汉民，但在非自愿羁留草原的诸多汉民心中，这些角色错置的“酋长”毕竟只是亡命之徒。讽刺的是，白莲教徒与叛将欲奉俺答为皇帝，并为其起盖朝殿、堂屋，但与俺答的文化认同根本南辕北辙。叛明集团为免被俺答拿送入关，自然要挑起蒙古与明朝之间的冲突，故不断带领蒙古人骚扰明帝国边境。

但就如札奇斯钦所分析的，蒙古人本不一味求战，嘉靖年间的大规模战争，乃是乞求与明朝通贡不遂的结果，俺答内心的终极目标是 以战求市。而当俺答不求战，且明朝答应通贡时，白莲教徒与叛将的危机就来了。隆庆四年十二月，赵全、李自馨、王廷辅、赵龙、张彦文、刘天麒、马西川、吕西川、吕小老官等，被俺答命人执送予明朝，用以交换滞留大同的孙子把汉那吉等。不久，双方展开封贡之议，达成后即开市贸易，俺答于隆庆五年六月，再逮捕赵全余党赵宗山、穆教清、张永宝、孙大臣及妖人李孟阳等送至大同。人犯被押解至京城，各判处凌迟之罪。当时郑汝璧（1546～1607）任职刑部，负责监刑，后在《睹记》中记载：

嘉靖中，北虏俺嗒入宼，皆赵全辈为乡导。赵全者，山西老营堡军也。同伍丘富有一贝，光照人，祸福若神，谓赵全当富贵，领万众，遂入虏。俺酋绝爱之，日教虏攻城堡，扰边三十年，为中国患。隆庆四年，俺酋爱孙比汉那吉忿投中国，督臣王襄敏公收之，俺酋挟索，不与。令以河套地易，不从。令缚献叛卒赵全、李自馨等十数人来，乃从。遂遣那吉归，磔全等西市。余时主事刑部，监决诸叛卒，俱坐凌迟，刃千百下，无一作楚声者。余异焉，诘之。献俘出朝时，赵全与众约曰：“丈夫，死即死耳，安事儿啼。”故竟死，无一号者。全长七尺余，枭目胡腹，自言手刃百千人，固应死。有爱妾，来时杀之。一名马及貂裘，予押卒，以善视故。亦豪雄也，使中国用之，足当一臂矣。李自馨故诸生，善书大字。俺酋令各居板升，地在丰水滩，华言城也。有大小，积数万人。每犯边，令此辈当先，盖以华攻华矣。

赵全、李自馨等一死，当年叛逃出境为恶者，大半已经铲除，“板升所为不可捕者，仅冯世周等七十余人”。万历二年三月，俺答又献上闫鹤等四人，把汉那吉献上李四、刘洪四、宗琏三人，而恰台吉把儿汉、竹爱巴达子、五奴骨器则合献姚丙只。另外，明朝通事胡天福等也逮捕叛卒王天福等二人，盗边马弓等五人，泄露边情者田大纪、王结等。

▲ 山西明长城镇边堡段 图源：新大同

二

丰州滩的板升

嘉靖中叶以前，漠南经济以放牧为主；而在俺答入据丰州川一带后，农业日渐发展。据记载，嘉靖二十五年四月，“俺答阿不孩及兀慎娘子见砖塔城，用牛二犋耕，城约五、六顷，所种皆谷、黍、薥、秝、糜子。又治窑一座，大欢。以为偃旗息鼓，归休田野，岂不大偷快乎哉！”《明世宗实录》亦记载，“是岁，玉林卫百户杨威为零骑所掠，驱之种艺”。嘉靖三十年以后，由于丘富与俺答相谋，遂“垦田积粟”，以作为后勤所需，于是板升农业种植日盛。如《明世宗实录》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庚午条记载：

当大同右卫大边之外，由玉林旧城而北，经黑河二，灰河一，历三百余里，有地曰丰州，崇山环合，水草甘美，中国叛人丘富、赵全、李自馨等居之，筑城建墩，构宫殿甚宏丽，开良田数千顷，接于东胜川，虏人号曰板升。板升者，华言城也。

板升中聚集了各色人物，有一般百姓，有军兵、白莲教徒，亦有画工、铁工、木工、医者、生员等，构成了一个自我运作的社会体系，故可以耕作、修造城宇、制造武器、治疗疾病、往来书信等。而草原之所以对普通百姓有诱惑，乃是“彼中禁网疏阔，征缮甚稀，耕田饱食，岁仅以斗酒罂粟输主者，无它苛焉，故板升之聚数万”。又据说丘富建议俺答招徕士人，曾悬挂招书于帐外：“孝廉诸生，幸辱临胡中，善遇与富等。”于是边民知书者，“往往趾相错”。

嘉靖末年，大同总兵刘汉曾多次率兵出边捣巢。嘉靖三十九年三月，刘汉督兵自镇河堡出塞，直捣蒙古巢穴灰河，斩首二十八级，夺马驼一百七十余只。《明世宗实录》编纂者针对此事有按语如下：

自多事来，我兵积懦，虏常留巢并塞，无敢一处问之者，至是汉倡为之。自后，各镇往往乘间出剿，虏始有戒心，稍徙远其幕云。

由于丘富等诱导俺答入寇，教以制钩竿攻城堡之法，中国边民被害甚惨。蒙古人不耐热，每逢夏天辄徙帐大青山口外避暑。这年夏天，俺答仅留千余兵力于丰州守护老幼。大同总兵官刘汉认为可以趁机偷袭，巡抚大同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文进及原任总兵俞大猷（1503～1580）亦欲擒丘富等为中国除去祸本，乃部署参将王孟夏、麻禄，游击徐钦，把总捕儿害、葛奈，守备刘本经等五十三人，率领精兵三千人奔驰而进，刘汉与副总兵赵苛，参将孙吴、郑晓，以重兵分三哨出边，扎营于玉林隘作为后继。

诸将以六月十八日出边，王孟夏等彻夜急行，于昧爽到达丰州，“鼓噪奋击，斩首八十三级，生擒六十七人，余众逃匿，纵火焚其宫殿、居室”。丘富因随蒙古部族北徙，不在板升内；赵全走匿烽墩上，麻禄督兵挖掘墩台已将半堕，适蒙古骑兵大至，于是只能退兵；李自馨亦被走脱，仅擒得其弟李自桥与其母胡氏；赵全之弟赵贤亦被明兵杀死，计夺获牛、马、橐驼百余只。明军退兵渡过黑河时，为蒙古骑兵追及，于是分哨格斗，且战且退，至玉林隘与总兵大营会合，外敌才离去。二十三日，诸军凯旋入关。总计五日，往返七百余里，首功至一百五十级。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葛缙以捷闻。明世宗得知后甚感高兴，即刻命兵部酌议赏典。其后，朝廷各论功行赏。李自桥等人，实时处决。

嘉靖四十年六月，大同总兵官刘汉又率兵出边，至丰州大小板升等处渡河捣巢，共擒斩二十四人，阵亡官军谭道等一十六员，淹死官军摆言等一十九员，射死官马四十二匹，淹死三十六匹，被伤官军一十五员。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文进、巡抚大同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杨选题报斩获。七月，巡按直隶御史董学题参大同总兵官刘汉轻率寡谋，所率士兵被敌骑追入黑河中，淹死数百人。为此，刘汉被夺俸，令其戴罪杀贼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李漪云曾提出一个看法，即 赵全在蒙古地界曾被提升为汗，统治草原上的汉人。事缘于嘉靖四十二年十月，赵全等降人勾引俺答、黄台吉十万余骑从墙子岭入，攻掠通州、顺义、平谷、潞河等地。还至草原后，俺答封赵全为把都儿哈，以汉人万余归属其下。嘉靖四十四年，赵全与李自馨、张彦文、刘天麒称俺答为皇帝，驱使汉人修大板升城，建筑朝殿，定五月十五日上梁，以汉天子礼赞呼万岁。恰巧大风从西南起，大梁折断，击伤主谋宋艮儿等八人，俺答于是惧怕不敢入住。

嘉靖四十五年三月，赵全与李自馨等派遣汉人采大木十围以上，重建朝殿及寝殿计七重，城上起滴水楼五重，上绘龙凤五彩。又在土堡中建大宅一所，大厅三，重门二。题大门曰石青开化府，二门曰威震华夷。又建东蟾宫、西凤阁及重滴水土楼三座，题其楼曰沧海蛟腾，同样彩绘龙凤。李氏认为，把都儿哈即把都儿汗。而俺答在嘉靖四十四年即位，是为“金国”之创始。赵全乃成为“金国”四大汗之一，以把都儿哈之职总领板升汉人，开化府是管理丰州滩汉人的一个特殊机构，类似辽朝的南面官。实际上，把都儿哈应系把都儿打儿汉，距离汗位还相当远。至于称“大明金国”为一个正式的朝代或行政组织，证据恐怕并不足够。

隆庆元年，工科给事中吴时来尝言边塞第二大患为： “中国逃民，散入虏中，如板声地方，聚党成队，动以万计。”隆庆二年，蓟辽总督谭纶（1520～1577）奏言：“边民之陷没虏敌营，因而为用，即在板升一处，且三万人。东自辽蓟，西至陕西，又不知其几矣。”当时，户科左给事中张齐曾建议大学士徐阶发兵十万，“袭边民之入虏曰板升者”，徐阶笑而斥之。另外，隆庆三年，兵部所编《九边图说·大同镇图说》指出：“大边之外，即为丰州，地多饶沃。先年虏虽驻牧，每遇草尽，则营帐远移。乃今筑城架屋，东西相望，咸称板升。”

隆庆四年，方逢时（1523～1596）《云中处降录》亦云：俺答岁掠华人以千、万计，“分部筑室于丰州之川，名曰板升”，赵全有众三万，马五万，牛三万，谷二万余斛；李自馨有众六千，周元有众三千，马、牛、羊相当，其余酋首拥众各千人，“春夏耕牧，秋冬围猎”。这种 农牧混合的据点，据宣大总督王崇古（1515～1588）《散逆党说》记载，分为丰州滩、多啰土蛮驻牧地两大区：

查丰州滩，自东山而西，至黄河约三百余里，自沙岭儿北，至青山约二百余里，滩内有名板升，若俺答、李自馨、黄台吉、邱富、赵全、宋银儿、老汉鱼不剌、五奴骨、计土骨气、大汉笔写契、五呵、计小厮、虎喇哈气、杨木匠、周元、罗鉴、锁合儿、仝掇、刘四、郭大医、赵景库、计龙、王道科、王绣匠、哑秃气等二十余处，咸有庐舍，或修堡，或筑墙，或筑墩台以自卫，人口共约三万计，皆服属俺答。自丰州以西，沿河一带，至于多啰土蛮住牧之地，亦有板升，分隶麦力艮台吉与大成台吉，但不及丰州川之众耳。

由此可见，在黄河北岸也有板升，并应属新开发地区。事实上，在以上二十余处大板升之外，还有小板升三十二处。事据《赵全谳牍》记载隆庆四年情况云：

（赵全）住大板升，节年抢掳汉人，并招集逆叛白莲教人等，约一万余名，分立头目一十二名：冯世周、孟大益、李山、潘云、陈钺，并见在虏营逆犯大罗、小罗、杨廷夏、杨廷智、刘豸、张豪杰、瓦四，各管七百名不等，俱属全总管外，仍有小板升三十二处，小头目三十二名：东打儿汉、火力赤、张榜势、毛榜势打儿汉、小则火同智、海伐首领、俺黑（或作“墨”——引者注）儿、器长腰儿、火里智、丫头、计大笔写气、力郎、小则磨毒气打儿汉、刘栋、锁合儿、韩侯儿、王铣、秃舌兀、八儿党、小则红眼子、则徐先儿、李自荣、火力赤老汉、代锁合儿、冯通、小则火里智、老汉五合器、李只害、萧牌子、高洪、马洪名下，各管汉人八百、或九百余名，各在丰州川分地住种。

由此可见， 明蒙和议之前，大小聚落已有四十余处。另《万历武功录》言：“去右卫迤东可六百余里，大、小板升汉人可五万余人，其间白莲教可一万人，夷二千余人，皆有酋长，分部诸酋，少者六七百，多者八九百。”当时，许多汉人已生儿育女，如赵龙生六子，即火泥计、窝兔、瓦拜兔、瓦十兔、簿合兔、宁安兔；生三女，即三皇昏、五皇昏、六皇昏；有孙四人，即摆言、圣场、场闹、摆吉。而刘天麒有子名丫头，王廷辅有子猛哈，李自馨则养李明以为己子，赵全生赵有仓、赵有库二子，又生二女，嫁给杨河、高金。

曹永年通过对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的明代题记的分析，发现隆庆年间板升曾经历严重自然灾害，而此与俺答求贡存在相当大的关系。而在双方和议以后，汉人前往板升并未中断。万历初年，张居正（1525～1582）在给宣大总督方逢时的信中曾谈道：“近见山西巡按疏中言边人叛入虏中者甚众。”万历四年，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沈涵上疏谈道：

往时虏酋因边外空阔，住牧不常。自嘉靖二十五年以来，板升渐多。即今左右卫一带，边外联络不绝。又有中国人如冯豪杰等为之掌管，遇有投至者，即每名给谷九石、牛一只、锄一张，丰州等处膏腴地土，任其开垦。以故，去者接踵。

可能因为这一点，后来板升人口持续增加。万历十一年，兵科给事中王亮曾说：大同边外，“板升夷人，众至十万”。而在《筹边纂议》卷首《九边图》中，有文字写道，“云阳旧卫有汉虏，曰大板升”。历来学者多认为大板升城即 归化城，但据李漪云考证，其位置应位于 归化城迤西，在萨拉齐附近。但从《筹边纂议》附图来看，似乎又不尽然（见图3）。

▲图3 《筹边纂议·九边图》中的丰州大板升

万历二十年，吕坤（1536～1618）《实政录》指出：“板升出塞，久居夷方，恋其田舍，又文法宽而地土肥，无复中国之念矣。”万历中叶，焦竑（1541～1620）在《答江永宁》中提到：

近世不肯加意民瘼，至驱中国而夷之，如板升之类皆是也。夷虽豺狼，非华人向导接济，未有能入者。借令郡县得人，轻徭薄赋，彼自乐归之不暇，又安肯以其身为夷狄用乎！

由于赋役沉重，百姓遂另谋去路， 漠南草原便成为一个选择。不过，万历三十五年，陕西巡抚涂宗浚（？～1621）曾说，“奸民之出也，或因侵欺官银，或因伤败伦理，法不可容，故逸而出”，并非全然是官方压榨，以致其无生路而出走。而当关内经济面临困难时，逃荒出境者亦多有之，如万历三十七年，大学士叶向高（1559～1627）在揭帖上说：“山西近边一带，赤地千里，其人皆抛妻弃子，逃入虏中，官不能禁。”

对于晚明丰州一带的垦殖情况，曹永年曾以 “半农半牧化”称之。虽然这样的论断或嫌夸大，但 万历以后板升持续扩大却是一个事实。而在人数日多、耕作日盛的情况下， 蒙古人的饮食习惯稍有变化。万历中叶，《耳谈类增》记曹山人谈蒙古风俗，内言：“虏不食五谷，不生痘疹。自板升叛逆播种之后，及款塞以来稍知粒食，即生痘疹，老幼不免，多死者。”曹山人言蒙古人因食粮而出天花，于今看来事属无稽，却也体现了其食物逐渐多样化。又，万历二十二年，萧大亨（1532～1612）《北虏风俗》记板升的农业状态云：

论者咸曰：“夷人肉食，不藿食也。”又曰：“不火食也。”此在上古或然耳，今观诸夷耕种，与我塞下不甚相远。其耕具有牛、有犁，其种子有麦、有谷、有豆、有黍，此等传来已久，非始于近日。惟瓜瓠、茄芥、葱韭之类，则自款贡以来种种俱备。但其耕种惟借天，不借人，春种秋敛，广种薄收，不能胼胝作劳，以倍其入。所谓耕而卤莾，亦卤莾报予者，非耶？且也，腴田沃壤，千里欎苍，厥草惟夭，厥木惟乔，不似我塞以内山童川涤，邈焉不毛也。倘能深耕溉种，其倍入又当何如？

这段记载说明 蒙古人不再以肉食为主，其食材来源亦颇多元，谷物有麦、豆、黍等，蔬菜有瓜、瓠、茄、芥、葱、韭等。但其耕作方式属于粗放农业，仅依靠自然条件，未采取深耕或利用灌溉方式以提高生产力。这一点与徐光启（1562～1633）的记载相近：“古称虏曰肉食，曰狩猎为业，此弓马之始也。今谷食之利渐广矣”；“今虏之耕者卤莽甚，若令板升辈渐教之，必且深耕易耨，彼中多沃野，大饶矣”。

天启元年（1621）成书之《武备志》记载：“板升自丰州滩以西，至黄河三百余里，皆板升所据。自赵全伏诛后，其余党丘富等居之，今属恰台吉分野。”按恰台吉（1531～1592）死于万历二十年，这一记载显系转引先前文献，反映的是万历初年的情况。其内容虽对丘富之记载有误，但对板升面积的表述却有参考价值，垦殖范围还是东西三百里。万历四十三年刊行的《图书编》，其《三镇总图》有图示标明俺答新城和板升，最值得注意的是板升位于俺答新城的西南方，与之前的不一样，似有可能是新开发的（见图4）。

▲图4 《图书编·三镇总图》中的俺答新城和板升

1618年（万历四十六年）5月9日，俄国使者伊凡·配特林（Иван Петлин）等一行，由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动身前往北京，于9月1日抵达北京，中间经过漠南归化城与丰州川一带，除了见到许多寺庙，也记到当地出产各种粮食，如小麦、黑麦、燕麦、大麦及其他谷物，并有苹果、甜瓜、西瓜、樱桃等水果，南瓜、黄瓜、葱、蒜等蔬菜。

三

辽河上游的板升

在燕山以北，起伏的山丘，森林茂密，而平旷的草原，水草丰美，其自然条件良好，不仅仅能放牧而已。嘉靖以前，辽东与蒙古交界的这片土地，系兀良哈三卫（朵颜、泰宁、福余）牧民活动之区，但已存在农耕的记录。景泰六年正月，泰宁卫都督佥事革干帖木儿曾经上奏：“乞赐犁铧、种粮，耕地养赡。”景帝命令边仓给予种粮三十石。成化年间，泰宁卫、朵颜卫亦屡次请求于边地收买耕牛、农具。迄至正德年间，犹有其事。整体而言，蒙古东部草原要发展农耕是没有问题的。蒙古与辽东间形势见图5。

▲图5 蒙古东部一带形势

如同大同等镇，不少汉人投靠蒙古东部的游牧部族。正统十四年九月，辽东蒙古兵三万余人入境，攻破庄堡等八十处，掳去军官、军旗、男妇一万三千二百八十余口、马六千余匹、牛羊二万余只、盔甲二千余副。其中，辽东百户施带儿亦被获去，“泄我虚实，且数为虏使张其声威”，并曾代蒙古向镇守太监亦失哈致意。既而蒙古退去，施带儿逃回，巡按山东御史刘孜将其逮下，奏言“百户施带儿交通外寇，泄漏边情，宜令巡按御史究治”。朝廷命刘孜鞫问，十二月判处斩罪。

成化年间，辽东开原辽海卫军卒燕狗子，被福余卫部众所掳，滞留草原两年，后偷了三匹马逃归，官方收其马，仍令其回归军伍；经过二年，突又与两名兵卒一同窜出边外，时常导引部酋琐合台入犯。成化十八年（1482）夏，分守锦州参将李英（1444～1487），借广宁马市贸易的机会，命通事将其逮捕。至次年三月，巡按御史拟以谋叛之罪，当处斩刑，朝廷诏准。

嘉靖中叶，朵颜等属夷时常入犯，则系哈舟儿与陈通事诱引。哈舟儿，原为甘州卫人史氏之子，本名进。陈通事，本名志允。两人早年俱被鞑靼所掳，沦落蒙古草原，后来在逃回明朝境内途中，为朵颜卫夷人所获，隶属部酋干堆、板卜等人帐下，各担任通事。史进更名哈舟儿，陈志允更名昂灰，常引导朵颜部至各关口索取盐米及酒食，稍有不遂，“辄挟弓矢吓夺为害”。干堆、板卜等高兴之余，令舟儿冒夷酋之名入贡，故熟知进京的道路。历年来朵颜侵犯黑峪关、石塘岭等处，皆系二人引导。

嘉靖二十九年，俺答谋进犯京东，派遣头目伯颜打喇打探边情，哈舟儿指引潮河川道路，俺答移营进驻白庙，逼近古北口，哈舟儿却诈传蒙古兵西犯，推迟明朝边备。俺答于是从鸽子洞、黄榆沟入犯京畿。蒙古为表示感谢，以所掠男女及牛羊马各数百赠予哈舟儿等。

嘉靖三十年，俺答已求得开马市，哈舟儿等仍往来其营中，诱引煽惑不遂，屡次诳骗守边军士，说蒙古将以四十万众入寇，京师为之戒严。因此，咸宁侯仇鸾（1489？～1552）奏言：“朵颜诸夷影克、哈哈赤、哈舟儿、陈通事等，昨岁导虏犯顺，今虏已纳款，复行诳惑，请亟加征讨。”兵部尚书赵锦复奏：“各夷归顺久，未必一旦尽叛，其有一二反侧，在以方略祛除之而已。若遽兴大兵，不惟玉石俱焚，失圣朝绥怀之体，且恐老师费财，或起意外之虞。请下总督、镇、巡诸臣详议其利害。”八月，总督何栋（1490～1573）等议称：

影克、哈哈赤乃朵颜夷酋，中国授以都督、都指挥职事，一有动摇，将致诸酋俱叛。今中国方患胡，不宜复启夷衅，逼之合势，益我强敌。且欲进剿，必须深入，山径险狭，林木丛密，兵力难施，粮运不便，一入陷地，难保万全。纵使一鼓成功，尽除丑类，犹且不可，何者？本镇边外，草肥水暖，南窥畿甸，惟限一墙。朵颜，犬羊也，以居此地，系我属夷，纵有反复，为患尚小。北虏，虎狼也，若使据此，恣其狂噬，祸将无极。如果剪除朵颜，边地旷远，我军既难住守，北虏窥隙，势且凭为巢穴，是撤毁藩篱，延寇以自近也，为计在矣。审连年勾虏，实系哈舟儿、陈通事为之构煽，二虏咸中国逋亡，狡狡凶忍，恶逆滔天，罪在不宥，容臣等多方擒捕，以正国法，亦足以警戒各夷，使知悔惧。

兵部复奏，认为何栋等所言可行，明世宗于是批准。何栋随即移驻白马关，广布尔目侦探。十月，侦知哈舟儿等出猎，即以计策擒得之。明世宗诏命械送至京，命三法司审讯。十一月，哈舟儿与陈通事伏诛，传首枭示各边。

另外，又有王朝用。王朝用原充当庆云堡通事，与广宁通事李名先后叛入属夷，“既习知内地虚实，每虏入辄为乡导，辽人苦之”。嘉靖四十三年六月，王朝用挟部酋猛磕孛罗等入开原关索赏，开原兵备佥事黄九成、参将杨四畏（1530～1603）命守庆云堡百户黄承恩指挥通事张友等埋伏，将其拿下。

大约在万历初年，板升亦出现在原来兀良哈三卫游牧之地。最早论及此事者，为和田清，但其所引史料仅有《开原图说》。嘉靖年间，插汉（明人又有称之为察罕者，女真译文多称之为察哈尔）部酋打来孙（？～1557）惧为俺答兼并，与其子土蛮（？～1592）、大成等，自宣府塞外移往辽西，征服福余诸部。至万历年间，许多被掳或逃出的汉人，被插汉部部酋安置在势力范围内耕种。万历十五年，兵科都给事中顾九思（1532～1610）奏言：

东虏三卫地方，与东、西板升之类，千万为徒，聚而耕牧，皆我黔首，甘为虏用，彼何乐于去其乡土哉？实将吏为之殴耳。

万历十九年，户科给事中侯先春（1545～1611）阅视辽东，在奏疏中亦谈道：边将所斩获者，“皆我人被掳在边耕牧者，非真夷也”。奏疏又云：

迩年以来，虏岁掠我人以万计，辄散处于板城而恩养之，给之妇使生子女，给之牛马、田土使孳息耕种，待其心志无变易而后用为奸细、用为向导……入犯之时，为之四散掳掠者，亦多中国人，有穵人地窖者，有指人粟谷之数而逼索之者，有呼仇人之名而焚其庐、掘其冢者，皆汉人也。

同年，山东巡按胡克俭弹劾总兵李成梁（1526～1615）冒功升赏，在奏疏中更指出：

正安堡参将郭梦征禀帖到成梁曰：“哨得莲花山至北沙圯一带，达子皆称水草便益住牧。惟板升孤悬，原无精兵看守，虽是汉人，然在外数年，即是达子。乘阅科在此，可尽杀来张功。”抚臣郝杰初亦不肯，已与阅臣侯先春议罢。及先春方离广（宁），而杰不自由，全师遂出塞矣。黑夜袭杀二小营，得其旄倪二百八十一颗。

其中，副将李宁率兵出边约行百里，攻击毫无防卫能力的板升汉民，在回程时遇“数骑达贼一呼”，李宁遂策马先逃，其余部众“各弃甲曳兵而走，原未交兵，正因互相蹂践与溺河跌岩而死”；及至距离边界五十八里，遇上前往镇静堡互市的三卫牧民回去，又被其大肆杀掳。因此，“数千之兵，旋者不十之一二，后三五日，或七八日、十二三日，赤身匍匐而来者数人”。杀了板升汉人首级二百八十一颗，自己反而损失更为惨重。此役所攻打的插汉部板升，可能即《筹边纂议·九边图》中所记的“卜板升”（见图6）。

▲图6 《筹边纂议·九边图》中的插汉部板升

实际上， 辽西板升的人数持续增加，且做长期定居的打算。王鸣鹤《登坛必究》（万历二十七年辑成）记载：“近日辽、蓟常山之北，兴中、大宁之间，有虏掠汉人庐居耕食，每思汉欲拔归者，奈劫于虏威，不能直遂。傥用间潜引，佐以兵力，倾巢而归，功德匪细。且其中奸党如黄勇、郭善友，用计觏诛之，向顺如周官人，悬赏招徕之，尤为妙策。”

由此可知，当地板升同样有类似嘉隆年间丘富、赵全之类的人物。万历二十六年十月，朝鲜李恒福（1556～1618）奉命出使明朝，次年正月二十三日抵达北京，在《朝天录》中记载道：“吾等一行，留会同馆五十余日，朝贡鞑子六百余名，亦留北馆，与吾等一行下人，颜情稔熟。”一日，馆门大开，鞑子数十余人到其馆中参观。恒福令译官询问，发现辽人占十分之九，其中真鞑仅十分之一二而已。问辽人是否思恋故土，回答说：“父母妻子皆在中原，岂无思恋之心？但胡地风俗，比中国十分醇好，无赋役，无盗贼，外户不闭，朝出暮还，自事而已。其与辽役役不暇者，苦乐悬殊，苟活目前，不思逃归耳。”这段话与熊廷弼在万历三十七年奏疏中所述甚为相近：

尝密闻外间人言：向特怕虏杀我耳，今闻虏筑板升以居我，推衣食以养我，岁种地不过粟一囊、草数束，别无差役以扰我；而又旧时虏去人口，有亲戚朋友以看顾我，我与其死于饥饿作枵腹鬼，死于兵刃作断头鬼，而无宁随虏去，犹可得一活命也。

这些被掳的汉人，基于游牧部落差役轻，已经不愿返回故土。在奏疏中，熊廷弼还谈到 板升对于游牧部族的经济作用：

往虏故穷馁，又马于冬春草枯时瘦如柴立，故我犹得一间。近所掠人口，筑板升居之，大酋以数千计，次千计，又次数百计，皆令种地纳粮料，人马得食，无日不可图我。而又介在平壤，无重关峻岭为之限隔，朝入则朝获，夕入则夕获，盖无时无虏焉。

由此可见，辽东边墙西面邻近蒙古的地带， 汉人被掳后多被安置于板升，命其耕田种粮，以作为部族的后勤补给。熊廷弼又言：“开原起庆云堡，至柴河堡，三百余里，墩台一百二三十座，皆弃不守，其砖石，虏皆拆去为板升，而存者，虏反据之以侦我。”万历三十九年，熊廷弼（1569～1625）在与辽东巡抚杨镐（？～1629）的信中说：“今辽人在虏中不下十数万，业已长子孙，一去不复返。”

万历三十一年，宋楙澄（1569～1620）曾说：燕山以北，山峦起伏，乃大宁卫旧地，有朵颜酋长驻牧其中。其酋长以长昻为大，为“东虏之最雄者”，年六十余，“壮心逾劲，居常勃勃以入寇为事”。曾经筑室于大宁城，但苦于头晕，竟不敢入住。“有自中国投虏者，曰板升”。

万历末年，冯瑗（1572～1627）《开原图说》提到潢水以北四十里处，有大汉把都楼子。大汉把都为广宁酋首，楼子即巢穴。因近年各部落多半敬佛，大酋巢穴都建寺起楼，其砖瓦、木石系被掳的中国匠役为其建造，“寺观有甚华丽者，亦有僧，多内地人，皆与酋首抗礼”。楼子周围三四十里，即其所属板升，“板升者，夷人之佃户也”。另外，暖兔楼子在大汉把都楼子之北四十余里，距离金山三百八十里，距旧开原城五百余里。宰赛楼子则在暖兔楼子东北六十余里，新建一城，南面砖包，东北西三面则为土筑。筑城乃因子年前，暖兔痛恨宰赛不逊，欲约诸酋一起灭他，宰赛于是建城防备，“今但以居板升，而酋帐营野次”。

宰赛之东另有哈剌把拜、舍剌把拜、妆南、妆兔、果丙兔、少把台州、把秃儿、山耳口革、奴台哈屯兄弟九营，“凡小营俱各有板升，并有楼子”。《开原图说》所记位置，旧属兀良哈三卫地，嘉靖二十五年小王子后裔打来孙收复三卫，举族东移，驻扎潢水之北。当时，打来孙部落有虎剌哈赤者，据有福余卫地，势甚猖獗，暖兔为其长孙、宰赛则为次孙伯牙儿之子。另外，崇祯十年（1637），兵部尚书杨嗣昌（1588～1641）在《核实边备预整防援疏》中提到：“今照边烽内犯，每繇东而西，必于宁锦边外老河沿都令板升、昆墩林等处经过。”则板升应在老哈河流域。

明末三卫旧地板升的汉人，常出现在 马市交易的场合，如陈懿典《筹边移稿序》记载：“板升之众，皆中国逋逃，筑室耕树。互市时，与虏杂而入市，窥我之虚实动静，日夜教虏以无厌之求，索无端之贿，要挟边吏。”而陈仁锡《山海纪闻》说：“板升云者，被掳之汉人，久住虏中，沿边耘种，名为护边，其实虏之细作，皆是此人。虏抢财物，十与其三，谓之坐地分赃。夫此板升者，内食我抚赏看边之物，外分达子抢掠汉人之财，彼居中而两利之如是。”由此可见， 板升中汉人还可以分配到抚赏与剿掠的利益。

四

明末板升“主人”的更迭

隆庆和议之后，板升的汉人生活安定，不再受到先前明军捣巢的骚扰。但在万历十一年，板升曾经出现 兵灾，主要是三娘子（1550～1612）与恰台吉之间的争端，有学者称之为 “大板升之战”。后来，三娘子与扯力克（？～1607）亦有嫌隙，在此情况下，板升汉人连带受害。

朱国祯（1557～1632）《涌幢小品》记载： “板升之众，日受蹂躏，不能自存。丘富、赵全之子，入赴于总督郑洛，求以千百人入附。洛以贡市，好言却之，大约都被夷人杀尽。”朱国祯说汉人被残杀殆尽，或许有些夸大。但由于蒙古部酋之不信任，板升汉人有归心者确有其人。

郑汝璧在《睹记》中曾记载类似情形： “俺酋善抚驭，故（汉人）乐为用。至黄台吉父子践恶焉，始有异心。其种生夷地，多雄可使，亦时思投中国。有议以大边之内、二边之外居之者，质妻子于中。有警以夷攻夷，良便。顾以款约，不得收降，无任其事者。”黄台吉父子，即黄台吉与扯力克，其对待汉人不如俺答，汉人愿回故土者日增，但以和约言定不纳降，故欲归乡者多事与愿违。

大板升之战，虽导致汉人受到伤害，但主人仍属于 顺义王系统。真正大的转变，发生在天启七年以后。万历末年，插汉部酋长土蛮之孙虎墩兔憨（即林丹库图克图汗，1592～1634）驻牧在广宁正北；而距明朝边境千余里外则有粆花、宰赛两部，总名曰哈喇哈，驻牧在广宁直抵开原、庆云的边外一带；最东北则是好儿趁部落，距离建州最近。插汉部之西则是朵颜部哈喇慎王所在，三十六家皆其所属部落，驻牧之地自宣府独石口边外起，至辽东中后所边外止。而宣府新平堡以西，至山西保河路地方，则是顺义王卜失兔驻牧之地。插汉部自土蛮以来世为诸部长，各部每岁皆来纳贡，至虎墩兔憨时大非昔比，诸部各自称雄，纳贡遂绝，虎墩兔憨颇为不悦。

万历末年以来，蓟镇、辽东各有虎墩兔憨抚赏，宣府、张家口乃其贸易之地。但虎墩兔憨差人往来张家口卖马买货，哈喇慎家往往截货杀人；赴喜峰口领赏贸易，三十六家亦如此。虎墩兔憨派人洽商，各部不加理会，故虎墩兔憨常说：“南朝止一大明皇帝，北边止我一人，何得处处称王？我当先处里，后处外。”于是在天启七年，先攻哈喇慎，再攻白言、卜石兔，拔帐而西。

虎墩兔憨之西迁，除前面谈到的为报哈喇慎劫夺之仇外，也与建州武力压迫有关，如彭孙贻（1615～1673）在《山中闻见录》言：“插部久处荒落，忍嗜欲，恶衣食，既为建人所逼，翻然有故土之思焉。”荻原淳平则认为，林丹汗西迁固然与满洲势力侵逼有关，但也与他的政治观念及现实情况相牵涉。他既不便助清攻明，也不能助明攻清，加上部众叛离，所以只好西迁回到内蒙古心脏地带，且能更接近藏传佛教的中心。

天启七年三月，虎墩兔憨以惩罚不朝贡的名义，兴兵讨伐哈喇慎。四月，兵部尚书王之臣复议宣府巡抚秦士文（1569～1628）所奏：“虎酋插汉儿王子与白言等，皆款夷也，乃插酋与把汉哈喇慎一枝，讲计人马不遂心，久怀仇。俄拥兵压哈喇慎之境，诸虏情急求援，边臣来告，我兵若助哈酋，则插必肆螫；不助，则哈复致怨。”建议令边臣派选敏辩的通事官，游说虎墩兔憨打消此一念头。但朝廷未做出决定。九月初一日，分镇桃林口太监杨朝得到密报说：“插汉虎墩兔以醉，为妇哈屯刺死。”事后证实是误传。十月，虎墩兔憨向西攻打摆言台吉、哈喇慎诸部，诸部多溃散，甚至逃入明朝边界内。十一月间，虎墩兔憨倾巢而西，杀哈喇兔，直抵杀胡堡，克归化城，夺银佛寺，收降习令色等。同月，虎墩兔憨与习令色订盟，以合犯气喇嘛守归化城，而自己率部队东行，征服兀慎、摆腰、明暗等部酋。十二月，虎墩兔憨驻独石口塞外旧开平所要求抚赏，且入侵丰州滩，河套部酋尔粦勒、吉能来援。另陈仁锡《插酋论》云：

习令、色令被插擒归，附以东西两哨兵马，并丰州滩大小板升献于插。板升，华人也。嘉靖中，叛逆赵全等为向道，集被虏万人于丰州滩东西一带，立为板升，犹华人言村落、房屋也。桑种饮食，悉如中国，所变者胡服耳。自俺款后，板升俺义子恰台吉所统。酋纳款六十年，今有众十数万，而板升富强，甚习内地。插以之穴，能无防乎？插故元裔，夷使领赏卖马，必由两哨，远在东偏，积衅有年。素囊物故，卜失兔幼且弱，居河套。插突于（天启）七年之冬，倾巢而来，阴让奴路，阳托报仇，杀哈喇兔，直抵杀胡堡，克归化城，夺银佛。收习令、色令，而追迫卜失兔，妻其妻，军其军。

崇祯元年六月，陕西道御史李柄奏言：“插酋动西行之念，谋报哈喇慎向年仇隙，一举而攻溃哈喇部落，乘胜西攻宣镇边外白酋等，又乘胜西攻大同边外顺义王卜石兔，致卜石兔不支，西遁套内暂住，而插遂在宣、大时东时西，随水草住牧，此数月来情节也。”八月，顺义王卜石兔会同永邵卜等部众会集于挨不哈，将与插汉部会战。但卜石兔等最后还是不敌虎墩兔憨，据史料记载，“崇祯元年，插酋猖獗，掩袭诸夷，大战于大同得胜堡边外，如哈喇慎几二、三万人，永邵卜几五、六万人，卜什兔之东西哨几七、八万人，俱为插酋所败，死亡相枕籍。其生者，鸟兽散去”。其后，插汉部直捣归化，满洲文书称之为“赵城之战”。

而随着卜石兔、阏氏与金印被掳，原顺义王麾下各部皆往西逃避。虎墩兔憨又派兵进入河套，吉囊之子孙亦先后投降。于是，东起辽西，西至洮河，皆听从虎墩兔憨号令。崇祯二年十月，大同巡抚张宗衡（？～1642）疏言：“宣、云口外丰州滩大小板升、归化城、威宁海子、白海子、兴和所、东朦、合平等处，肥饶无比，卜、素窃据之，世世为诸部长。”上天借插汉之手，“杀戮其子孙殆尽”，明廷可以趁机将其丁壮者收为兵，老弱者迁移至内地，则“数千里故疆，可一朝拱手而来归，即以复国初五十万石之屯额，何难为哉？”此事后来未有结果。

在虎墩兔憨主力西迁之后，留居蒙古东部的旧部日被建州蚕食鲸吞；而随着建州势力向西推进，辽河流域的板升亦不得安宁。崇祯元年，辽东巡抚毕自肃（1580～1628）奏报，皇太极在春间，以都令为向导，“抢掠拱兔板城牛羊杂粮，稍为救饥之着”。

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数年后，另一波灾难降临丰州的板升，而此即 建州军队的到来。崇祯五年四月初一日，皇太极（1592～1643）大军起行征察哈尔。彭孙贻《山中闻见录》记载：“建州四王子勒西路降人五、六万西来逐插。插战不胜，亦渡河西徙。东人烧板升，插汉偕套虏走大漠。”而据明朝史料记载，此次建州追击虎墩兔憨，实有精骑五六万，即红衣大炮亦装载十余具随行，声势甚大。插汉部号称四十万，尚且远去相避。建州于是前进归化城，“烧绝板升”。在追逐过程中，建州在草原上一度绝粮，皇太极发话说：“军中粮尽，可以打猎。”于是令各军围猎，计射杀黄羊万余只，其肉按各旗甲兵员数分给。二十七日，建州攻取柏兴（板升）地方，入各村收聚人畜。二十八日，仍命各军在境内纵掠，“俟还军时，尽焚其庐舍、粮糗”。三十日，皇太极抵达归化城。

当时，不少柏兴（板升）地方的“蒙古人”逃入杀胡口境内。六月初一日，皇太极命人致书予杀胡堡官员：“该柏兴地方人民，原属格根汗（即俺答汗）；时察哈尔取之，则归察哈尔所有；我取之，即为我所有。以我所有，而尔等取之，不可也。边外之事，尔等不得干预。”板升的居民再度成为新主人的财产。后来，明朝官员决定将这些“蒙古人”送回。建州派人向明军索取，明朝守边副将回报说：“凡财帛、牲畜诸物，将尽给还，我等惜之何为？”建州于是派人请往领取。除相关人等外，杀胡堡官又赠送缎三千八百一十一匹，毛青布二千六百七十四匹。

六月中旬，建州部众因板升淫雨，战马多毙，于是整装东归。部队行进间，建州为前锋、后殿，而“西虏降部咸居中”。六月十三日，皇太极派两批人携带议和书，其一送至大同得胜堡，令得胜堡官员转致大同、阳和城官员；其一送至张家口堡，令其转致宣府城官员。并致书向明朝索取原赏给察哈尔的财物。

建州到达宣府镇边外后，皇太极勒令哈喇慎三十六家摆慎、俺卜等部落皆上前，其中还包括敖汉部的七庆台吉，命其至张家口索取抚赏。监军太监王坤与总兵以万骑驻营边外，建州分兵五路包围明军。一明朝参将单骑驰至敌营，大呼说：“我巡边，非相敌者。”建州亦回复说：“逐插过此，不相犯也。”建州出奶酪前来讲事，明军亦以布帛、曲糵相报。哈喇慎诸部相约道：“诘朝讲款市张家口。”当时，“宣大秋禾蔽野，六十余年不知兵，东西诸部并集，主客不相当”。巡抚沈棨见事情紧急，出私帑三千两，买布絮、酒、盐犒赏。二十二日，阿济格（1605～1651）等传报，张家口官员将犒赏察哈尔财物，悉数给还于建州，并谈到互相通商等。二十四、二十五日，双方在张家口贸易。二十六、二十七日，宣府通译与宰生威来回讲事，至二十八日讲定。二十九日，建州乃离去。

然而在七月初，沈棨因不先奏闻，即答书设誓宴赉，为太监王坤所密奏。实际上，被建州所裹胁索取抚赏者，还包括插汉部，故《国榷》记载：“初插汉屯膳房堡沙岭时，抚夷总兵王世忠、巡抚沈棨因私犒三千金，插汉钻刀说誓。”次年七月，明思宗召兵部尚书熊明遇（1579～1649）询问，熊明遇极力为沈棨辩解，思宗犹豫不决，问阁臣周延儒（1593～1644），延儒伏地不答甚久，思宗遂不允讲和，“以誓文中，朝廷与插汉并体”，旋即将沈棨论罪遣戍。

而在建州离去之后，插汉部蟒阿儿正、倘不浪等，在崇祯五年六月间又回到丰州滩各板升，吩咐“住牧诸人仍前安住，本部人马不久仍回”。当时，各板升的房屋俱被建州人烧毁，只留下银佛一寺。插汉部被建州追击后，群龙无首，部落分散。崇祯七年二月，宣府巡抚焦源清（1574～1643）奏报：“插汉虎墩兔憨避建虏远徙，部众离散，梯爱亦领千骑附建虏。”四月，歹打儿汉、吉囊等率部向明朝求降。《国榷》崇祯七年四月辛酉条记载：

西虏歹打儿汉、吉囊等，前以三万骑乞降，宣大总督张宗衡请收恤其众，安插近塞，以备外藩，毋为东人所并。时朝议主自强，不听。初虎墩兔憨患宣、大者数年，至是卒，子少，部落无所归，多乞降。无何，谍建师西行，边方戒严，久之无他，乃知为收插部也。于是延、宁、甘、固边外诸夷，率皆降附建虏，号令几行万里矣。

依据此一记载，虎墩兔憨死于这年春末或夏初。另据其他史料记载，系因出痘而死于青海打草滩（明代甘肃镇周边形势见图7）。四月稍后，宣府、大同两镇收容插汉部牧民五千一百零九人，而妇女不在内。六月，宣大总督张宗衡奏报：“崇祯六年十一月至今，共收降夷男妇一万二千八百二人，留阳和壮夷四百八十六人、幼一千一百五十六人。”而据明朝六月底塘报，“奴从西虏马市上透贩绸布，复带西虏衣服往宣大马市做买卖”。

▲图7 明代甘肃镇周边形势

八月，户科给事中宋玫（1604～1643）奏请羁縻插汉部，朝廷不许。谈迁（1593～1657）在《国榷》此条之下有按语，认为这是一大失策。陈子龙（1608～1647）也认为，若使虎墩兔憨犹强，三十六家尚在，卜石兔、素囊诸酋驻牧大同、宣府塞外，建州虽强，不足为明朝边患。如今卜石兔、素囊部众逃遁西海，插汉部众亦奔散流亡，赴宣大总督驻地阳和叩求入关者成百上千，朝廷若能分封安置，使其居住东胜故地，作为明军外藩，是为上策。即若不然，加以收容，置于塞下，拣选其精锐，以为朝廷之用，是为中策。可惜边臣惧怕衍生后患获罪，一概不加收容，不仅非明朝恤亡存弱之义，且使其转而投靠建州，建州更加强大，实非明朝之利。

据兵部在闰八月的奏报，皇太极派人到卜儿台大等众宰生营中，传命陕西袄儿都司吉囊辖下部落，依旧在彼处驻牧；再传令顺义王辖下部落，依旧在归化城、板升驻牧。而插汉与哈喇慎辖下牧民，俱调往建州军队驻扎之处，相约在来年二月、三月，先令插汉家及哈喇慎家的牧民到宣大张家口、杀胡堡讲赏，然后皇太极亲自带领人马于山后探候。又传令顺义王的小王子尽速将归化城修理整齐，以备皇太极往来驻扎。如果讲成了抚赏，还要修理兴和城驻扎。

比较奇怪的是，《国榷》先前记载四月虎墩兔憨已死，但九月又记载“插汉虎墩兔憨往威宁海子驻牧”。这条记载，或许是指其残部在威宁海子驻牧，而非虎墩兔憨本人。实际上，在建州压迫之下，插汉残部只能靠明朝接济。十一月，插汉部头目把喇独儿率领部众千人在清水河驻牧，曾要求在大同镇的杀胡堡互市。十二月，监视宣府太监王坤奏报：“奴收插汉部众，边外无处非建虏，将树党内窥。”稍后，王坤又奏报：“插汉部众投建虏者千人，余二千人求驻张家口货买茶米。”当时，虎墩兔憨之子已回到归化城。宣大总督杨嗣昌（1588～1641）奏言：“插汉部落实有数万，小王子至归化城，俟正月来讲赏，先求开市。”杨嗣昌认为：“剿之不能，拒之资敌，应就其计，借市马为操纵，暂示羁糜，亦是一策。”但这一策略并未获得朝廷认可。

崇祯八年正月，边军哨卒出塞，至五蓝把喇素地方，见虎墩兔憨之妻囊囊台户与结力麦宰生、乞庆宰生、台什宰生在该处驻牧，约有三千余人，马五百余匹。囊囊台户因先前要求互市不许，再次请求于大同镇内抚赏，中军孙良弼上奏。朝廷有旨：“不得轻信，致有疏虞。”另一塘报又说：顺义王的儿子小王子在归化城居住，并在杀胡堡上“货卖生意”。而在这年二月，“建虏四万，号十万，自沈阳西趋河套，收插汉余部”。至六月，皇太极收服虎墩兔憨之妻及陕西土霸、土囊诸部约万余人东行。他在收服插汉部后设酒庆祝，与臣下说：“南朝君骄而臣谄，兵弱而民穷，亡无日矣。”就在此时，建州派遣一支部队，由平虏堡边墙入境，攻打大同镇辖地。

皇太极收降插汉部后，曾将 部分牧民迁回东方耕种，辽西境外的板升加入了新的“农民”。崇祯九年，陈子龙提到：“闻（建州）徙拨插部与辽人杂耕三卫故地。耕既非插部国俗，而屡年亢旱，无所收获，降人多怨，而奴亦苦人众不给矣。”崇祯十年，陈子龙又指出：“近闻其役插部以耕敖目之田，城养善木以为屯筑之计，是其为进取之资者审也。”这样看来， 被掳的插汉部百姓，曾被安置在敖汉部境内的板升耕种。

崇祯九年十一月，卜石兔之子省吉木台吉、忠义夫人之孙那儿木台吉与明朝在杀胡口展开马市贸易；并趁马市之际，报称愿为明朝守边。但这样的请求似乎仅是一种策略性的表态，毕竟当时他们已臣服于建州。崇祯十年闰四月，宣大总督卢象升奏言：建州军事力量所及，“东自鸭绿，西至贺兰，塞外山河，皆隶其版”；勉强残存者，唯有哈喇慎与卜石兔诸子而已。卜石兔部先前为插汉部所并，插汉部亡后，卜石兔部省吉木、那儿木二台吉回归故巢，驻牧于丰州滩、归化城等处，距离大同边境只二三百里，男女老少亦有二万余人，其中强健者五七千，有马者一二千。

此后，后套未再受到军事骚扰。丰州滩、归化城板升的农业，也在战火之余逐渐恢复。顺治中叶，俄人巴依柯夫奉命由托木斯克出发前往北京，同样经过归化城，城的周边全是耕地，生产的农作物与三十多年前佩特林所记相差不多，有小麦、大麦、燕麦、亚麻，以及大蒜、胡萝卜、核桃、菜籽油等。康熙二年（1663），顾炎武（1613～1682）历游晋陕，其《自大同至西口四首》之第四首提到：“旧说丰州好，于今号板升。印盐和菜滑，挏乳入茶凝。”盐是盐池产，菜是当地种，茶从马市来，奶挤自牲畜。这几句诗述说板升的饮食习惯，既传神又具有文化交融性，历史的印记就定格在那个时空。清初顾祖禹（1631～1692）《读史方舆纪要》记载漠南的青山（即阴山）也提到板升：

明嘉靖初，中国叛人逃出边者，升板筑墙，盖屋以居，乃呼为“板升”。有众十余万，南至边墙，北至青山，东至威宁海，西至黄河岸，南北四百里，东西千余里，一望平川，无山陂、溪涧之险，耕种市廛，花柳蔬圃，与中国无异，各部长分统之。

这段内容与隆庆年间王崇古、万历末年之记载相比，在垦殖的范围上扩大甚多。先前资料所言为南北二百余里、东西三百余里，而顾祖禹的记载则为南北四百里、东西千余里，或许是清初的情况。而从记载中所谓“耕种市廛，花柳蔬圃，与中国无异”来看，这个农垦区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结 语

……

明朝立国以来，与蒙古一直处于对峙的状态。但早期由于疆界偏北，百姓受害较小。仁宣至英宗初年，边卫往南内撤，紧接着土木堡事变发生，国防受到严重威胁。此后，即使不断修筑边墙等防御工事，情况仍然急转直下，蒙古进犯持续增加，到嘉隆年间达到巅峰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边境上的众多军人与百姓付出生命代价，而且有不少人流离到塞外的草原之上。

土木堡事变之后，边区军民被掳或军士叛逃持续增加。弘治以降，白莲教徒也成为塞外汉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。嘉靖年间，叛变的军士与出逃的白莲教徒成为引导蒙古人进犯的首要“汉奸”，在明帝国境内大肆残杀与掳掠人群作为其“战利品”。除此之外，也有百姓基于生存压力，越界前往草原投靠。

在人口迁移研究中，曾有学者提出推拉理论（Push and Pull Theory），即内在的推力与外在的拉力。这一理论所指涉的，系非强制移民的范畴，对于非自愿的移民而言，其适用性相对较小。但在某个层面上，明帝国州县的赋役压力与官吏的非法盘剥，以及灾荒带来的歉收等因素，是一股推力。而在草原上，撇开征战死伤，其税赋负担轻、生活压力小，则是一股拉力。

16世纪中叶，大同镇边外的丰州川一带，出现了大规模的农业垦殖据点—— 板升。在俺答及白莲教首、叛将等统治下，被掳或逃荒的百姓成为板升的生产单元。而随着白莲教徒、叛将不断导引蒙古入侵边区，掳掠百姓入漠南，垦殖的据点越来越多，至隆庆四年时已有大板升二十余处，又有小板升三十二处，且范围由丰州川往西延伸至黄河岸边。隆庆五年，明蒙双方展开马市贸易后，朝臣与边疆大吏对于这些漠南的汉民采取自生自灭、不便收容的政策，于是有乡归不得，只能在板升落户，成为化外之民。加上后续因逃荒、逃避徭役而前往者，据说万历初年人数已达十万。而在万历前期，板升也出现在兀良哈三卫旧地，万历后期据说达到十多万人。

整体而言，板升的耕作方式属于 粗放农业，谈不上精耕细作，也未出现完善的灌溉系统。而在隆庆和议以后，这些已经蒙古化的“汉虏”，基本上未受到明军的骚扰。至于万历十二年的大板升之战及后来蒙古内部的派系斗争，虽影响到板升汉人，但应该不至于如朱国祯所讲的消亡殆尽。但在明末，随着插汉部与俺答后裔之间、建州与插汉部之间的征战，板升的汉人不断更换主人，是一群没有人保护的异乡客。这群流落塞外的“汉人”，可能从来没想过建州女真会是新主人，但历史的因缘际会，却给他们带来二百多年的太平。

▲ 山西明长城老牛湾段 偏关县新闻办提供

文｜邱仲麟

BY｜集刊

原题｜明代的“降虏人”与长城以外的农垦区

图｜除署名外均来自“集刊”

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或机构所有

辑｜山西晚报全媒体编辑 南丽江

审核｜方天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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