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无止境!烈焰sf发布网全新关卡等你来战

adminadmin 技术文章 2023-12-01 1150 0

▲山西广武明长城 王晋飞 摄

在明代,

许多军人与百姓基于各种原因

(如叛变、避罪、逃役或被掳等),

越过长城进入蒙古地界,

成为草原上的特殊人群,

这些人即本文所要探讨的对象。

这些人被蒙古部落领袖赋予各种任务,

从放牧、攻打汉地到农耕、建寺、筑城,

由此开辟出一片农垦区,

为清代前套等地农业化奠定了基础。

本期推出的

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邱仲麟文章,

全文分为四个部分:

首先讨论被掳之外的三类人物——

逃民、妖人与叛卒,

其次探究丰州滩板升的发展,

再次述及辽河上游出现的板升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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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谈的是明末漠南局势变化

所带来的板升归属权轮转。

明代的“降虏人”与长城以外的农垦区

前 言

……

本文所要谈的这个议题,自20世纪初展开以来,研究已超过一百年。1917年,和田清在其《内蒙古诸部落的起源》一书中,提到 明代“不良汉人”出亡塞外、聚居 板升这一现象。四十年后,他在《东亚史研究(蒙古篇)》一书中对此又有增补。1955年,荻原淳平继续对板升加以深究,考察其语意、创设、发展及板升与俺答之关系,最后讨论板升支配权的变化。1959年,司律思(Henry Serruys)撰文论及16世纪漠南蒙古草原上的各类汉人,包括 奸细、叛兵、白莲教徒、工匠、农民、医者等,并分析汉人之蒙古化,与汉人对蒙古人之影响等问题。1962年,野口铁郎以白莲教为中心,论及白莲教徒之逃往丰州滩。1972年,荻原淳平进一步探讨嘉靖年间的兵变与板升之间的关系。其后,费什(Fisher)从天花、商贾与白莲教徒三方面讨论明蒙之间的关系。野口铁郎考察万历年间板升汉人的角色。永井匠则讨论隆庆和议及其对右翼蒙古汉人的影响。

与国外学者相比,国内学者的焦点有所不同。20世纪50年代,胡钟达对归化城的建城年代与所在位置加以考证。至80年代,李漪云、薄音湖又有新的看法。经过薄音湖考证, 归化城始建于隆庆六年(1572),建城于万历三年(1575),扩建于万历九年。而关于福化城,李逸友、李漪云认为应该是 美岱召。另外,如同荻原淳平将俺答统治区视为“农牧王国”,曹永年曾经讨论丰州川的再度半农半牧化,并对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的明代题记加以分析。1983年,森川哲雄撰文讨论万历末年至崇祯年间的归化城,利用了珍贵的1618年俄国使臣出使明朝的旅行记。此后,许多学者着重于讨论丰州滩一带农业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化。

至于“板升”的意义,从和田清以降,学者不断爬梳,胪列各种记载。1975年,司律思为文讨论蒙古的两位关键女性——三娘子与大成比吉,论文最后附录一篇短文,即专门讨论板升。而列举史料最多者,则为1987年薄音湖所撰论文。他认为,板升最初含意,应即司律思引述《通贡传》中之 “升板筑垣,遂号板升”,是指 蒙古地区出现的汉人筑墙盖屋的一种方式,即以泥土填入夹板,逐层夯实而成墙壁,方逢时称之为“版筑”。由这一建筑方式引申而来,就是 房屋、庄园、城堡,乃至农业点、领主下面的佃户。

据薄音湖所列,史料最早提及板升者为《译语》,写作“伯桑”,意即园子。而他在论文中所引述的《皇明修史备文·大同镇板升考》云,“板升,犹华言村落、房屋也”,似来自陈仁锡(1581~1636)的《插酋论》。陈仁锡的记载,最早将板升指为房屋,后被清初《明史》修纂者所采用。时至今日,大部分学者多半认同司律思、薄音湖的看法。有趣的是,冈田英弘在1981年评荻原淳平撰《明代蒙古史研究》一书,书评中认为“板升”是 山西大同口音的“百姓”。此说有待查证。

本文的研究动机,在于考察明代“从山西出发”的军民,于蒙古草原“楚材晋用”的一段历史,特别是从早期的跟随放牧、攻打汉地,到引进汉地生产方式进行农耕,开拓出前所未有的塞外农垦区,这是历史的特殊际遇,也为清朝汉人拓荒塞北奠定基础。另外,文中亦连带提及内蒙古东部及鄂尔多斯草原的事例作为参照。关于这一主题,前人研究极为丰硕,笔者狗尾续貂,仅就所阅读史料聊为补缀之功,敬祈方家指正。

▲ 山西明长城李二口段 图源:新大同

逃民、妖人与叛卒

明代为管理北边关禁,洪武年间修《大明律》时订有相关条例,如 :“越度缘边关塞者,杖一百,徒三年;因而出外境者,绞。把守之人,知而故放者,同罪。”又一款云: 凡管军百户,及总旗、小旗、军吏,“若私使出境,因而致死,或被贼拘执者,杖一百,罢职,发边远充军。至三名者,绞。本管官吏知情,容隐不行举问,及虚作逃亡,符同报官者,与犯人同罪”。另外,洪武二十二年(1389)下令: “守御边塞官军,不得与外夷交通。如有假公事出境交通,及私市易者,全家坐罪。”建文四年(1402),明太宗敕命宁夏总兵何福,亦命其“严出境之禁”。

然而,朝廷虽通令国人不得擅自出关,并不得与外族勾结,但在 明初即有人犯禁。如永乐四年(1406),齐王榑被废为庶人的罪状之一,即有“擅佥校尉私通边境,要结外夷,图为不轨”。宣德八年(1433)五月,镇守山西都督佥事李谦(?~1444)奏言:“陕西府谷、神木二县,有逋逃军民百余家,有十丁、二十丁者,聚于边境野人沟等处,俱挟兵器,依阻山林,潜出境外,恐诱虏寇犯边。”宣宗谕户部曰:“安土重迁,人情之常,此皆军卫有司虐之,故不得已至此。”于是遣官前往招抚,赦免其罪,若坚持不回,发兵擒捕。边境上的村民为军方注意,乃在于其易于越境出外勾结敌人,引发两国之间的冲突。

明初以来,汉人涉入草原最主要的一种方式,是 被掳。而其成为敌人重用的军师或将领,记载以土木堡事件后为多。正统十四年(1449)七月初八日,瓦剌与鞑靼大举入寇;十七日,明英宗朱祁镇(1427~1464)御驾亲征。八月十五日,自大同移驾返京途中,被围于土木堡,明军覆没,官军死伤数十万,皇帝被俘,是为“土木之变”。蒙古兵除在边内剿掠之外,也先(1407~1455)并于十月挟持明英宗攻打北京。在也先围攻北京的过程中(见图1),蒙古降民之编置京畿州县者,借着蒙古入寇,趁机编发、穿胡服四处劫掠,居民称之为“家达子”。另外,也有驱赶难民依附蒙古者,到处纷扰。官军有逮获此辈者,俱下令斩首。

▲图1 “土木之变”后也先攻北京路线

正统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,官军捕获蒙古间谍三人,其中二人为太监喜宁家奴,一人为忠勇伯把台(即蒋信,?~1454)麾下指挥使安猛哥。喜宁自“土木之变”后随侍明英宗,把台则战败投降,俱为蒙古所用。蒙古计划次年春夏间再复入寇,故派三人前来窥探,且嘱咐安猛哥暗地约都指挥石连台率领素所亲信将军作为内应。其后三人均被处斩,并抄喜宁家。当时把台亦追随英宗在草原上,朝廷怕“降胡惊疑者众”,故置把台家不问。

景泰元年(1450)闰正月,大同总兵官定襄伯郭登逮得蒙古间谍,押解至京,其一为太监郭敬的家人把伯,另一为义州卫军士王文,都是也先的亲信。锦衣官鞫问两人,供词说:“喜宁与也先议遣至京师,觇城中军马多少?大明皇帝立未?立者无能人?有能人?期今年五月送太上皇回,谋夺京师。”供词又说:“把台常至太上皇所痛哭,云太上皇归,我亦归;若不归,我亦不归,其心常在于中国。其诱也先肆虏(掳)掠者,皆喜宁及小田儿。也先在大同厮杀,折了把八平章;在北京,折了卯那孩平章及其弟孛罗。合人马计有九万战死,及疫死已不下万余。其老营在九龙口,精锐俱在断头山。”二月,兵部又奏:“近有自虏中还者,言也先听从喜宁奸计,欲往临清抢掠。”二月十五日,喜宁至宣府城下,被宣府右参将杨俊等设计逮捕,后判处凌迟之刑,“磔诸市三日”。

景泰五年四月,贵州道御史钟同(1424~1455)审问真定府新乐县捕获的奸细荆弼,供词中提到:“也先使我十余人,打探北京军马多少,又探临清买卖、黄河深阔,约五月黑河等处回话,意欲统四十万众,从居庸等关进入,掳掠临清,径往河南。”钟同说:“汝中国人,反为鞑贼作奸细,今擒获汝,必定杀了!”荆弼回话道:“昔在中国受诸苦楚,今在彼处无事,打探回去,便赏我牛马、妇人。南人两分在彼,不思回归。我去年见也先亲到各处巡视,这里官员如山西榆次李员外亦在彼处,中国虚实,无不知之。”

也先派奸细打探临清的情况,据说是小田儿所谋划。小田儿原是河间的亡命之徒,“投虏中,受伪官”,“虏为边患,多出其计”,甚至窥伺运河临清。景泰七年十二月,鞑靼太师孛来派遣使臣朝贡,小田儿“杂虏众中进马,入瞰我虚实”。恰巧兵部右侍郎王伟(?~1469)奉命前往大同管接并验俵马匹,兵部尚书于谦(1398~1457)授意王伟将其逮捕。王伟行至阳和城,见其随蒙古使节入贡,命勇士埋伏于道旁,“执而斩之”,骗蒙古人说:“彼思其亲,亡去矣。”自是以后,边患稍息。

汉人前往草原的第二种方式,是 逃亡投靠。实际上,汉人之所以出走漠南,有其内在因素。弘治十四年(1501),吏部右侍郎王鏊(1450~1524)在奏疏中曾指出军民出逃的原因: “今沿边之民,终年守障,辛苦万状,而上之人又百方诛求。虽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,虽有月粮而升斗不得入其家。虽有赏赐,而或不得给;虽有战功,而或不得录。”如今又遭蒙古入寇, “举家不得相保,肝脑涂于郊原,哭声遍于城市。为将者尚不知恤,又从而朘削之,其心安得而不离乎?”故听闻边人有“苦有司之诛求,利虏中之佚乐者”。

由此看来, 边军因军官之压榨,常有逃入蒙古地界者,否则何以知“虏中之佚乐”。正德初年,兵科给事中毛宪(1469~1535)亦奏言:“闻虏中多半汉人,此等或因饥馑困饿,或因官司剥削,或因失事避罪,故投彼中以离此患。”因此建议,行文沿边巡抚等官员,被蒙古兵劫杀者酌予抚恤,遇有饥荒尽力赈济,且设法招抚逃亡之人,赦免其罪,并严禁统军官及官府剥削。毛宪所谈到的三种原因,其一为逃荒,其二为避差役,其三为守边失误,畏罪潜逃。正德十五年(1520),兵科都给事中汪玄锡等亦言:近来宣府“边人告饥,又苦于朘削,往往投入虏中”。嘉靖二年(1523)十二月,巡抚山西右副都御史胡锭(?~1536)奏言:“近年各边奸民,逃入虏中,为虏奸细者多。”

▲图2 宣府镇至甘肃镇边墙

在陕西方面,也有不少军民拘留在鄂尔多斯草原(见图2)。嘉靖八年,提督三边军务兵部尚书王琼(1459~1532)于《边防议》中,提到逃入草原的汉兵与明朝墩台兵的一段对话:

一日早,贼虏五骑,至兴武营暗门墩下,问墩军曰:“我是小十王吉囊、俺答阿卜孩差来边上哨看,你墙里车牛昼夜不断,做甚么?”答曰:“总制调齐十万人马,攒运粮草彀用,要搜套打尔帐房。”贼曰:“套内多达子在里,打不的。”又言:“我原是韦州人,与你换弓一张,回去为信。”墩军曰:“你是韦州人,何不投降?”贼曰:“韦州难过,草地自在好过,我不投降。”举弓送墙上,墩军接之,不换与弓。贼遂放马北奔。

这段记载显示,汉人被掳或逃到草原后,常被指派为探子,返回边境观察情况;另外,也证实前面毛宪、汪玄锡所指出的官员剥削,百姓日子难过,故这名原住宁夏韦州守御千户所的探卒,宁愿留在漠南也不愿再回故里。有些投靠者甚至成为向导,如嘉靖二十五年,兵科都给事中扈永通等疏言,其中谈道,“套虏复窥保安,而张羊羔为之向导”。蒙古部酋进攻汉地,还将投靠者编在最前列,作为第一波冲锋的“炮灰”。嘉靖二十六年,陕西三边总督曾铣(1509~1548)疏陈复套议,其中谈道:“近据归人供称:‘达虏每一帐,家小不上四、五人,虏(掳)去人口反有五、六人。’是虏之中,被虏(掳)之人半之。每一入寇,抢去之人,在前以当先锋,不进者以刀背击之。是以中国攻中国,而彼坐收其利,真可恶也!”

明中叶以后,“通虏”的又一主角乃是 “妖人”—— 白莲教徒。白莲教徒与蒙古人串连,大量出现于弘治之后。如弘治二年,山西代州人田增等四十二人创为妖言,谓弥勒佛当继释迦牟尼佛主世,“令人出边境构结北虏,谋为不轨”,至偏头关为巡逻者所执,山西巡抚翟瑄(?~1501)等奏闻,将其解送京师审讯。同年,山西崞县白莲教徒王良与忻州人李钺谋反,欲请小王子犯边,而自己做内应,令何志海等四人骑马,带着文书,备好旗号、器械出发。四人行至朔州胡浪庄迷路,为守墩者所逮获。王良等知事败,率众欲攻崞县,巡抚翟瑄等派兵进剿,王良等率五百人走往定襄县洪泉寨山间,不接受州县官招抚,州县官于是督率民兵进攻,李钺被获于开门峪山,王良则在五峰山被擒,并抓获一百二十三人,获妖书、器械、衣服、马匹甚多。弘治十六年的妖人李道明案,也涉及“结连北虏”。直至正德九年,投靠蒙古的王良、李钺党羽,仍然“诱以为寇”。

嘉靖年间,白莲教徒频繁来往于明朝与蒙古之间。如嘉靖二十五年破获的代王支裔和川王府奉国将军充灼等谋反案,其中除大同棍徒张文博、李钦、李舜臣、张淮、李纪之外,大同白莲教徒次仲太、罗廷玺、王廷荣也是参与者,甚至派谙晓蒙古语的卫奉出境联络小王子。嘉靖以降,投往俺答的白莲教徒甚多,如萧芹、吕明镇、乔源、丘阜(丘富)、刘景阳等,“皆以白莲教术幻惑远近,出入虏地为奸”。嘉靖二十年以后,丘富、萧芹等导引俺答“西窥关、陇,南围太原,东掠辽、蓟,绎骚畿甸,蹂躏云、谷,三十余年,官军撄之辄败,而边人肝脑涂地”。

另一批人是 叛逃的军人。正德年间,最有名的叛将是猴儿李,即李怀。李怀原充任游兵千总,以弘治十八年虞台岭之败,降于蒙古,诡称阵亡,其子李勇得以袭职。此后,李怀屡次诱引蒙古入寇,军中称其为猴儿李。正德初年,毛宪建言密行间谍曾说:

今日之猴儿李,即昔年之喜宁、小田儿也。己巳之变,喜宁降虏,遂为乡导,嗾其长驱,直薄京城;小田儿又为画计,以绝临清粮道。比待少保于谦设策,密授将官,擒杀二人,虏遂宁息。窃料猴儿李为虏人谋主,岂无薄京城、截粮道之图乎?臣谓此人不除,则虏患未已。今宜密令军中,因其奸细,巧行反间,如陈平之间范增而项羽生疑,如岳飞之间刘豫而兀术启衅。惟当阴谋暗谍以离其党,不宜泄露以基怨祸。若处置有方,则虏人未必不相疑贰,而此人亦可计致,边患亦可少纾矣。

正德十年二月,兵部奏请下令各边招募能擒拿李怀者,并招徕李怀,准其投诚自首;又建议将其子大同卫指挥同知李勇及家属送至湖广武昌卫安置,“若怀三年不归,则置勇于法,以惩叛逆”。正德十一年八月,朝廷议准边军若有能用计擒拿猴儿李者,首从皆授指挥使、世袭,赏银二千两,且给予李怀家产;其于战场擒斩者,赐给爵位及赏物。先前兵部议准迁徙其子李勇和家属至湖广,希觊其能归顺,至是边患愈加紧急,每次捕获间谍,都说猴儿李在敌营职称平章,诸部落听其号令。兵部于是又建议将李勇和家属送至京城治罪,但明武宗诏令照旧安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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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靖年间,叛兵逃入漠南,以嘉靖三年、嘉靖十二至十三年 大同兵变者为最多。据记载,嘉靖十二年大同兵变,其冬宣大总制刘源清(?~1550)督兵平乱,“诸叛卒与虏连,其黠骜者多走虏中”,人数达数千,“虏择便捷辈,多与牛羊、帐幕,令为僧道、丐乞,入诇我边”,西至甘凉,东出辽东,或入京师刺探,“凡地理险易,兵马强弱,镇抚将领勇怯利害,尽走告虏”。其中有才智者,如李天章、高怀智等,“皆署为酋目,统夷众从战”。嘉靖十六年,巡按山西监察御史王杏奏言也提到:“先年叛逃士卒为贼向导,贻害非细。”嘉靖二十三年,工科给事中杨宗气(1514~1570)在奏言时仍指出:“先年大同判卒窜入虏中,其遗孽尚列行伍,阴相倚结,密致声援,常乘衅吠鸣,观变向背。”嘉靖二十四年,给事中李文进(1508~1562)、御史赵炳然(1507~1569)奉命前往宣府、大同、山西三镇巡视后,在十二月间条陈边务时谈道:

臣等从事宣大,自春徂秋,每遇降人,虚心款问,所接益众,所闻益详。其言虏地太半吾人,又闻择我华人住虏年久、身有妻孥者,潜入内城,作为奸细;若欲南犯,又择华人精壮者先锋,幼小者牵马,及至堡下,尽呼富民之名,数之曰:“与我买卖,我贳汝堡。不者,合力攻之。”是以一堡之内,大小惊惶,富者捐财,贫者给草,如就熟路,如责乡人。

这段文字道出蒙古人攻掠汉地时,极为擅长利用汉人,且兼有 “心理战”的成分。疏中又言: “虏中向导,多是华人。其初或畏罪逋逃,或频年陷没,计穷无路,甘为囚奴,实非本心。近来将领又往往杀降报功,令思归之士南向饮血,决命穷荒,言之可为刺骨。”嘉靖二十七年,给事中张秉壶在奏疏中亦言及叛军与亡命导引鞑靼入犯:“前大同镇叛军、清风寨亡命之徒,久投毡幕,先其所往,于是我民之所知路,即外虏之所知路也。闻前攻隆庆各堡,斥呼姓名以报怨,此又臣之所为寒心也。”另外,嘉靖三十八年太原兵变,首谋者李廷甫、赵鸾等虽被诛,“其众悉叛入虏中,居板升,大为边患”。

▲明长城茨沟营段

图源:太原道

嘉靖三十年,大同左卫缉获叛逆张攀隆等,俺答又以双方展开马市交易,将萧芹、萧芹之子萧得玉、吕明镇等献给明朝,既而萧芹、张攀隆、吕明镇、王得道等为首者十二人,悉被凌迟处死,枭首传示九边,没入其财产、妻子。而其徒众仝琏以下,则各处以死罪或徒刑。

《明世宗实录》编纂者说: “是举也,大同妖党略尽,其脱漏者不及十一,而首恶乔源、丘阜(丘富)、刘景阳竟匿虏所不出。后数岁,阜(富)等乃大为边患云。”萧芹等被逮之后,俺答留丘富居营中,其弟丘仝曾习梓人之艺,遂为俺答造楼房三区,甚为壮丽。又造舳舻一艘,得渡黄河而东;并造置农器耕种,俺答更加高兴。据说两人誓为刎颈之交,遂改丘富之名为一克喇把,进而为酋长。即而丘富亦建屋三区,耕田数十余顷。其后,左卫余丁赵全等以谋反事发,携妾子赵有库、赵有仓及其弟赵龙、赵恺,偕王廷辅、李自馨、冯世周、陈钺、李河、梁满、杨河、罗朝宝、孟大益、梁廷相、张朝宗、李山、潘云、高金等三十余人从宁虏堡帅家口出塞。李自馨易名把汉笔写契,廷辅易名猛谷王,与丘富居丰州川,“造室力农,间则阑入塞,谋汉好物贿答”。随之,白莲教徒吕鹤亦带领臧画等,从威胡堡潜出塞造访丘富。后来,吕鹤、赵全、王廷辅等又回至应州城,买乳香、地黄、良姜等药材,并与诸党余相约为内应。

嘉靖三十三年,吕鹤及其党贺彦英、杨通、臧大臣等事发被擒。蔚州卫妖人闰浩、杨胤夔等亦以白莲教徒,“出入虏地,与丘富、乔源等为奸”,嘉靖三十六年被边兵捕获。嘉靖四十年十一月初八日,丘富等攻打榆坡等墩,被官军射伤,回营后于初十日身故。又,陕西甘泉县人李应干自称系唐之后裔,与河内人李元共以符谶惑众,私约板升降人丘富及各处盗贼,“通虏习番语,欲谋不轨”。后事迹败露,嘉靖四十四年,党羽三十余人俱被逮,各判处磔刑等罪。

叛兵危害边境之具体个案,如张邦奇本为大同威远卫千户,后叛降俺答,隶属丘富部下。嘉靖三十五年冬,邦奇至边外刺探,边军王勋假以货物交易,暗地埋伏士兵将他逮下,随后被处斩。张彦文在先前曾被掳,自漠南逃回,被任命为通事,后以功劳转任试百户,但嫌弃俸禄微薄,又亡命出境,向俺答透露边防虚实。嘉靖三十二年,大同总兵岳懋巡边至灭虏堡,适遇俺答士兵来攻,岳懋及军士五百余人被杀,彦文却独自回营。

嘉靖四十年,彦文随大同总兵刘汉驰援平虏卫,中途弃逃入俺答阵营,改名叫羊忽厂,俺答以其有内应之功,转其身份为酋长。而刘四(刘天麒)原为老营堡戍卒,怨老营堡游击李应禄军令严,意欲逃亡,遂与陈世贤、王麒合谋杀死应禄,携带家室一百三十余人,从羊角山亡命出境,俺答呼其为刘参将。另外,还有叛卒王恓大等四人,“多为虏向导”,后被新平堡参将麻禄擒斩。而宁武叛卒如刘如沈,也都“用事虏中,鸱张虿毒,谋逆未已”。

万历年间,诸葛元声在《两朝平攘录》中曾说: “板升叛人,皆中国亡命,或被掳,中间亦有求归不得者。”如嘉靖四十四年五月,板升降人李自馨等叩边,乞请率众归降。宣大总督江东(?~1566)奏闻,兵部尚书杨博(1509~1574)惧有后患,不敢主议,议请行文督抚计处,最终未允。隆庆二年,久陷蒙古的山西布政司承差杜经、朔州生员李春艳,密约板升叛人李自馨等率众归降,以事情泄露未能成功。杜经自行脱走,春艳亦暗得边外地图逃归内地,宣大山西总督陈其学(1514~1593)等奏言两人效顺可嘉,俱授所镇抚之职,于军门听用,并各赏银三十两。

总体而言,滞留在漠南等地的汉人,其到来的原因各自不同,心态亦参差不齐。叛明者已无退路,故积极表现以取悦新主;被掳者多无认同感,于丘富之流亦不乏咬牙切齿,冀以暗杀泄恨者。如《万历武功录》记载:大同人孙廷美羁旅蒙古,谋刺丘富,遂与王浩商议,后来被出卖,遂被丘富所杀。然而,不论基于何种原因到来、具有何种心态,这些汉人对俺答而言,仅仅是其“财产”的一部分,可以分配给任何下辖部落役使,即使如赵全、李自馨、刘天麒、张彦文等被重用者,也随时都可以作为条件交换的工具。

在漠南草原上,白莲教徒与叛卒以杀掳种族上之“我者”,建立事功以取得“他者”的认可,从而 被赐给耕地、牲畜与汉民,但在非自愿羁留草原的诸多汉民心中,这些角色错置的“酋长”毕竟只是亡命之徒。讽刺的是,白莲教徒与叛将欲奉俺答为皇帝,并为其起盖朝殿、堂屋,但与俺答的文化认同根本南辕北辙。叛明集团为免被俺答拿送入关,自然要挑起蒙古与明朝之间的冲突,故不断带领蒙古人骚扰明帝国边境。

但就如札奇斯钦所分析的,蒙古人本不一味求战,嘉靖年间的大规模战争,乃是乞求与明朝通贡不遂的结果,俺答内心的终极目标是 以战求市。而当俺答不求战,且明朝答应通贡时,白莲教徒与叛将的危机就来了。隆庆四年十二月,赵全、李自馨、王廷辅、赵龙、张彦文、刘天麒、马西川、吕西川、吕小老官等,被俺答命人执送予明朝,用以交换滞留大同的孙子把汉那吉等。不久,双方展开封贡之议,达成后即开市贸易,俺答于隆庆五年六月,再逮捕赵全余党赵宗山、穆教清、张永宝、孙大臣及妖人李孟阳等送至大同。人犯被押解至京城,各判处凌迟之罪。当时郑汝璧(1546~1607)任职刑部,负责监刑,后在《睹记》中记载:

嘉靖中,北虏俺嗒入宼,皆赵全辈为乡导。赵全者,山西老营堡军也。同伍丘富有一贝,光照人,祸福若神,谓赵全当富贵,领万众,遂入虏。俺酋绝爱之,日教虏攻城堡,扰边三十年,为中国患。隆庆四年,俺酋爱孙比汉那吉忿投中国,督臣王襄敏公收之,俺酋挟索,不与。令以河套地易,不从。令缚献叛卒赵全、李自馨等十数人来,乃从。遂遣那吉归,磔全等西市。余时主事刑部,监决诸叛卒,俱坐凌迟,刃千百下,无一作楚声者。余异焉,诘之。献俘出朝时,赵全与众约曰:“丈夫,死即死耳,安事儿啼。”故竟死,无一号者。全长七尺余,枭目胡腹,自言手刃百千人,固应死。有爱妾,来时杀之。一名马及貂裘,予押卒,以善视故。亦豪雄也,使中国用之,足当一臂矣。李自馨故诸生,善书大字。俺酋令各居板升,地在丰水滩,华言城也。有大小,积数万人。每犯边,令此辈当先,盖以华攻华矣。

赵全、李自馨等一死,当年叛逃出境为恶者,大半已经铲除,“板升所为不可捕者,仅冯世周等七十余人”。万历二年三月,俺答又献上闫鹤等四人,把汉那吉献上李四、刘洪四、宗琏三人,而恰台吉把儿汉、竹爱巴达子、五奴骨器则合献姚丙只。另外,明朝通事胡天福等也逮捕叛卒王天福等二人,盗边马弓等五人,泄露边情者田大纪、王结等。

▲ 山西明长城镇边堡段 图源:新大同

丰州滩的板升

嘉靖中叶以前,漠南经济以放牧为主;而在俺答入据丰州川一带后,农业日渐发展。据记载,嘉靖二十五年四月,“俺答阿不孩及兀慎娘子见砖塔城,用牛二犋耕,城约五、六顷,所种皆谷、黍、薥、秝、糜子。又治窑一座,大欢。以为偃旗息鼓,归休田野,岂不大偷快乎哉!”《明世宗实录》亦记载,“是岁,玉林卫百户杨威为零骑所掠,驱之种艺”。嘉靖三十年以后,由于丘富与俺答相谋,遂“垦田积粟”,以作为后勤所需,于是板升农业种植日盛。如《明世宗实录》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庚午条记载:

当大同右卫大边之外,由玉林旧城而北,经黑河二,灰河一,历三百余里,有地曰丰州,崇山环合,水草甘美,中国叛人丘富、赵全、李自馨等居之,筑城建墩,构宫殿甚宏丽,开良田数千顷,接于东胜川,虏人号曰板升。板升者,华言城也。

板升中聚集了各色人物,有一般百姓,有军兵、白莲教徒,亦有画工、铁工、木工、医者、生员等,构成了一个自我运作的社会体系,故可以耕作、修造城宇、制造武器、治疗疾病、往来书信等。而草原之所以对普通百姓有诱惑,乃是“彼中禁网疏阔,征缮甚稀,耕田饱食,岁仅以斗酒罂粟输主者,无它苛焉,故板升之聚数万”。又据说丘富建议俺答招徕士人,曾悬挂招书于帐外:“孝廉诸生,幸辱临胡中,善遇与富等。”于是边民知书者,“往往趾相错”。

嘉靖末年,大同总兵刘汉曾多次率兵出边捣巢。嘉靖三十九年三月,刘汉督兵自镇河堡出塞,直捣蒙古巢穴灰河,斩首二十八级,夺马驼一百七十余只。《明世宗实录》编纂者针对此事有按语如下:

自多事来,我兵积懦,虏常留巢并塞,无敢一处问之者,至是汉倡为之。自后,各镇往往乘间出剿,虏始有戒心,稍徙远其幕云。

由于丘富等诱导俺答入寇,教以制钩竿攻城堡之法,中国边民被害甚惨。蒙古人不耐热,每逢夏天辄徙帐大青山口外避暑。这年夏天,俺答仅留千余兵力于丰州守护老幼。大同总兵官刘汉认为可以趁机偷袭,巡抚大同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文进及原任总兵俞大猷(1503~1580)亦欲擒丘富等为中国除去祸本,乃部署参将王孟夏、麻禄,游击徐钦,把总捕儿害、葛奈,守备刘本经等五十三人,率领精兵三千人奔驰而进,刘汉与副总兵赵苛,参将孙吴、郑晓,以重兵分三哨出边,扎营于玉林隘作为后继。

诸将以六月十八日出边,王孟夏等彻夜急行,于昧爽到达丰州,“鼓噪奋击,斩首八十三级,生擒六十七人,余众逃匿,纵火焚其宫殿、居室”。丘富因随蒙古部族北徙,不在板升内;赵全走匿烽墩上,麻禄督兵挖掘墩台已将半堕,适蒙古骑兵大至,于是只能退兵;李自馨亦被走脱,仅擒得其弟李自桥与其母胡氏;赵全之弟赵贤亦被明兵杀死,计夺获牛、马、橐驼百余只。明军退兵渡过黑河时,为蒙古骑兵追及,于是分哨格斗,且战且退,至玉林隘与总兵大营会合,外敌才离去。二十三日,诸军凯旋入关。总计五日,往返七百余里,首功至一百五十级。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葛缙以捷闻。明世宗得知后甚感高兴,即刻命兵部酌议赏典。其后,朝廷各论功行赏。李自桥等人,实时处决。

嘉靖四十年六月,大同总兵官刘汉又率兵出边,至丰州大小板升等处渡河捣巢,共擒斩二十四人,阵亡官军谭道等一十六员,淹死官军摆言等一十九员,射死官马四十二匹,淹死三十六匹,被伤官军一十五员。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文进、巡抚大同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杨选题报斩获。七月,巡按直隶御史董学题参大同总兵官刘汉轻率寡谋,所率士兵被敌骑追入黑河中,淹死数百人。为此,刘汉被夺俸,令其戴罪杀贼。

20世纪80年代,李漪云曾提出一个看法,即 赵全在蒙古地界曾被提升为汗,统治草原上的汉人。事缘于嘉靖四十二年十月,赵全等降人勾引俺答、黄台吉十万余骑从墙子岭入,攻掠通州、顺义、平谷、潞河等地。还至草原后,俺答封赵全为把都儿哈,以汉人万余归属其下。嘉靖四十四年,赵全与李自馨、张彦文、刘天麒称俺答为皇帝,驱使汉人修大板升城,建筑朝殿,定五月十五日上梁,以汉天子礼赞呼万岁。恰巧大风从西南起,大梁折断,击伤主谋宋艮儿等八人,俺答于是惧怕不敢入住。

嘉靖四十五年三月,赵全与李自馨等派遣汉人采大木十围以上,重建朝殿及寝殿计七重,城上起滴水楼五重,上绘龙凤五彩。又在土堡中建大宅一所,大厅三,重门二。题大门曰石青开化府,二门曰威震华夷。又建东蟾宫、西凤阁及重滴水土楼三座,题其楼曰沧海蛟腾,同样彩绘龙凤。李氏认为,把都儿哈即把都儿汗。而俺答在嘉靖四十四年即位,是为“金国”之创始。赵全乃成为“金国”四大汗之一,以把都儿哈之职总领板升汉人,开化府是管理丰州滩汉人的一个特殊机构,类似辽朝的南面官。实际上,把都儿哈应系把都儿打儿汉,距离汗位还相当远。至于称“大明金国”为一个正式的朝代或行政组织,证据恐怕并不足够。

隆庆元年,工科给事中吴时来尝言边塞第二大患为: “中国逃民,散入虏中,如板声地方,聚党成队,动以万计。”隆庆二年,蓟辽总督谭纶(1520~1577)奏言:“边民之陷没虏敌营,因而为用,即在板升一处,且三万人。东自辽蓟,西至陕西,又不知其几矣。”当时,户科左给事中张齐曾建议大学士徐阶发兵十万,“袭边民之入虏曰板升者”,徐阶笑而斥之。另外,隆庆三年,兵部所编《九边图说·大同镇图说》指出:“大边之外,即为丰州,地多饶沃。先年虏虽驻牧,每遇草尽,则营帐远移。乃今筑城架屋,东西相望,咸称板升。”

隆庆四年,方逢时(1523~1596)《云中处降录》亦云:俺答岁掠华人以千、万计,“分部筑室于丰州之川,名曰板升”,赵全有众三万,马五万,牛三万,谷二万余斛;李自馨有众六千,周元有众三千,马、牛、羊相当,其余酋首拥众各千人,“春夏耕牧,秋冬围猎”。这种 农牧混合的据点,据宣大总督王崇古(1515~1588)《散逆党说》记载,分为丰州滩、多啰土蛮驻牧地两大区:

查丰州滩,自东山而西,至黄河约三百余里,自沙岭儿北,至青山约二百余里,滩内有名板升,若俺答、李自馨、黄台吉、邱富、赵全、宋银儿、老汉鱼不剌、五奴骨、计土骨气、大汉笔写契、五呵、计小厮、虎喇哈气、杨木匠、周元、罗鉴、锁合儿、仝掇、刘四、郭大医、赵景库、计龙、王道科、王绣匠、哑秃气等二十余处,咸有庐舍,或修堡,或筑墙,或筑墩台以自卫,人口共约三万计,皆服属俺答。自丰州以西,沿河一带,至于多啰土蛮住牧之地,亦有板升,分隶麦力艮台吉与大成台吉,但不及丰州川之众耳。

由此可见,在黄河北岸也有板升,并应属新开发地区。事实上,在以上二十余处大板升之外,还有小板升三十二处。事据《赵全谳牍》记载隆庆四年情况云:

(赵全)住大板升,节年抢掳汉人,并招集逆叛白莲教人等,约一万余名,分立头目一十二名:冯世周、孟大益、李山、潘云、陈钺,并见在虏营逆犯大罗、小罗、杨廷夏、杨廷智、刘豸、张豪杰、瓦四,各管七百名不等,俱属全总管外,仍有小板升三十二处,小头目三十二名:东打儿汉、火力赤、张榜势、毛榜势打儿汉、小则火同智、海伐首领、俺黑(或作“墨”——引者注)儿、器长腰儿、火里智、丫头、计大笔写气、力郎、小则磨毒气打儿汉、刘栋、锁合儿、韩侯儿、王铣、秃舌兀、八儿党、小则红眼子、则徐先儿、李自荣、火力赤老汉、代锁合儿、冯通、小则火里智、老汉五合器、李只害、萧牌子、高洪、马洪名下,各管汉人八百、或九百余名,各在丰州川分地住种。

由此可见, 明蒙和议之前,大小聚落已有四十余处。另《万历武功录》言:“去右卫迤东可六百余里,大、小板升汉人可五万余人,其间白莲教可一万人,夷二千余人,皆有酋长,分部诸酋,少者六七百,多者八九百。”当时,许多汉人已生儿育女,如赵龙生六子,即火泥计、窝兔、瓦拜兔、瓦十兔、簿合兔、宁安兔;生三女,即三皇昏、五皇昏、六皇昏;有孙四人,即摆言、圣场、场闹、摆吉。而刘天麒有子名丫头,王廷辅有子猛哈,李自馨则养李明以为己子,赵全生赵有仓、赵有库二子,又生二女,嫁给杨河、高金。

曹永年通过对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的明代题记的分析,发现隆庆年间板升曾经历严重自然灾害,而此与俺答求贡存在相当大的关系。而在双方和议以后,汉人前往板升并未中断。万历初年,张居正(1525~1582)在给宣大总督方逢时的信中曾谈道:“近见山西巡按疏中言边人叛入虏中者甚众。”万历四年,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沈涵上疏谈道:

往时虏酋因边外空阔,住牧不常。自嘉靖二十五年以来,板升渐多。即今左右卫一带,边外联络不绝。又有中国人如冯豪杰等为之掌管,遇有投至者,即每名给谷九石、牛一只、锄一张,丰州等处膏腴地土,任其开垦。以故,去者接踵。

可能因为这一点,后来板升人口持续增加。万历十一年,兵科给事中王亮曾说:大同边外,“板升夷人,众至十万”。而在《筹边纂议》卷首《九边图》中,有文字写道,“云阳旧卫有汉虏,曰大板升”。历来学者多认为大板升城即 归化城,但据李漪云考证,其位置应位于 归化城迤西,在萨拉齐附近。但从《筹边纂议》附图来看,似乎又不尽然(见图3)。

▲图3 《筹边纂议·九边图》中的丰州大板升

万历二十年,吕坤(1536~1618)《实政录》指出:“板升出塞,久居夷方,恋其田舍,又文法宽而地土肥,无复中国之念矣。”万历中叶,焦竑(1541~1620)在《答江永宁》中提到:

近世不肯加意民瘼,至驱中国而夷之,如板升之类皆是也。夷虽豺狼,非华人向导接济,未有能入者。借令郡县得人,轻徭薄赋,彼自乐归之不暇,又安肯以其身为夷狄用乎!

由于赋役沉重,百姓遂另谋去路, 漠南草原便成为一个选择。不过,万历三十五年,陕西巡抚涂宗浚(?~1621)曾说,“奸民之出也,或因侵欺官银,或因伤败伦理,法不可容,故逸而出”,并非全然是官方压榨,以致其无生路而出走。而当关内经济面临困难时,逃荒出境者亦多有之,如万历三十七年,大学士叶向高(1559~1627)在揭帖上说:“山西近边一带,赤地千里,其人皆抛妻弃子,逃入虏中,官不能禁。”

对于晚明丰州一带的垦殖情况,曹永年曾以 “半农半牧化”称之。虽然这样的论断或嫌夸大,但 万历以后板升持续扩大却是一个事实。而在人数日多、耕作日盛的情况下, 蒙古人的饮食习惯稍有变化。万历中叶,《耳谈类增》记曹山人谈蒙古风俗,内言:“虏不食五谷,不生痘疹。自板升叛逆播种之后,及款塞以来稍知粒食,即生痘疹,老幼不免,多死者。”曹山人言蒙古人因食粮而出天花,于今看来事属无稽,却也体现了其食物逐渐多样化。又,万历二十二年,萧大亨(1532~1612)《北虏风俗》记板升的农业状态云:

论者咸曰:“夷人肉食,不藿食也。”又曰:“不火食也。”此在上古或然耳,今观诸夷耕种,与我塞下不甚相远。其耕具有牛、有犁,其种子有麦、有谷、有豆、有黍,此等传来已久,非始于近日。惟瓜瓠、茄芥、葱韭之类,则自款贡以来种种俱备。但其耕种惟借天,不借人,春种秋敛,广种薄收,不能胼胝作劳,以倍其入。所谓耕而卤莾,亦卤莾报予者,非耶?且也,腴田沃壤,千里欎苍,厥草惟夭,厥木惟乔,不似我塞以内山童川涤,邈焉不毛也。倘能深耕溉种,其倍入又当何如?

这段记载说明 蒙古人不再以肉食为主,其食材来源亦颇多元,谷物有麦、豆、黍等,蔬菜有瓜、瓠、茄、芥、葱、韭等。但其耕作方式属于粗放农业,仅依靠自然条件,未采取深耕或利用灌溉方式以提高生产力。这一点与徐光启(1562~1633)的记载相近:“古称虏曰肉食,曰狩猎为业,此弓马之始也。今谷食之利渐广矣”;“今虏之耕者卤莽甚,若令板升辈渐教之,必且深耕易耨,彼中多沃野,大饶矣”。

天启元年(1621)成书之《武备志》记载:“板升自丰州滩以西,至黄河三百余里,皆板升所据。自赵全伏诛后,其余党丘富等居之,今属恰台吉分野。”按恰台吉(1531~1592)死于万历二十年,这一记载显系转引先前文献,反映的是万历初年的情况。其内容虽对丘富之记载有误,但对板升面积的表述却有参考价值,垦殖范围还是东西三百里。万历四十三年刊行的《图书编》,其《三镇总图》有图示标明俺答新城和板升,最值得注意的是板升位于俺答新城的西南方,与之前的不一样,似有可能是新开发的(见图4)。

▲图4 《图书编·三镇总图》中的俺答新城和板升

1618年(万历四十六年)5月9日,俄国使者伊凡·配特林(Иван Петлин)等一行,由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动身前往北京,于9月1日抵达北京,中间经过漠南归化城与丰州川一带,除了见到许多寺庙,也记到当地出产各种粮食,如小麦、黑麦、燕麦、大麦及其他谷物,并有苹果、甜瓜、西瓜、樱桃等水果,南瓜、黄瓜、葱、蒜等蔬菜。

辽河上游的板升

在燕山以北,起伏的山丘,森林茂密,而平旷的草原,水草丰美,其自然条件良好,不仅仅能放牧而已。嘉靖以前,辽东与蒙古交界的这片土地,系兀良哈三卫(朵颜、泰宁、福余)牧民活动之区,但已存在农耕的记录。景泰六年正月,泰宁卫都督佥事革干帖木儿曾经上奏:“乞赐犁铧、种粮,耕地养赡。”景帝命令边仓给予种粮三十石。成化年间,泰宁卫、朵颜卫亦屡次请求于边地收买耕牛、农具。迄至正德年间,犹有其事。整体而言,蒙古东部草原要发展农耕是没有问题的。蒙古与辽东间形势见图5。

▲图5 蒙古东部一带形势

如同大同等镇,不少汉人投靠蒙古东部的游牧部族。正统十四年九月,辽东蒙古兵三万余人入境,攻破庄堡等八十处,掳去军官、军旗、男妇一万三千二百八十余口、马六千余匹、牛羊二万余只、盔甲二千余副。其中,辽东百户施带儿亦被获去,“泄我虚实,且数为虏使张其声威”,并曾代蒙古向镇守太监亦失哈致意。既而蒙古退去,施带儿逃回,巡按山东御史刘孜将其逮下,奏言“百户施带儿交通外寇,泄漏边情,宜令巡按御史究治”。朝廷命刘孜鞫问,十二月判处斩罪。

成化年间,辽东开原辽海卫军卒燕狗子,被福余卫部众所掳,滞留草原两年,后偷了三匹马逃归,官方收其马,仍令其回归军伍;经过二年,突又与两名兵卒一同窜出边外,时常导引部酋琐合台入犯。成化十八年(1482)夏,分守锦州参将李英(1444~1487),借广宁马市贸易的机会,命通事将其逮捕。至次年三月,巡按御史拟以谋叛之罪,当处斩刑,朝廷诏准。

嘉靖中叶,朵颜等属夷时常入犯,则系哈舟儿与陈通事诱引。哈舟儿,原为甘州卫人史氏之子,本名进。陈通事,本名志允。两人早年俱被鞑靼所掳,沦落蒙古草原,后来在逃回明朝境内途中,为朵颜卫夷人所获,隶属部酋干堆、板卜等人帐下,各担任通事。史进更名哈舟儿,陈志允更名昂灰,常引导朵颜部至各关口索取盐米及酒食,稍有不遂,“辄挟弓矢吓夺为害”。干堆、板卜等高兴之余,令舟儿冒夷酋之名入贡,故熟知进京的道路。历年来朵颜侵犯黑峪关、石塘岭等处,皆系二人引导。

嘉靖二十九年,俺答谋进犯京东,派遣头目伯颜打喇打探边情,哈舟儿指引潮河川道路,俺答移营进驻白庙,逼近古北口,哈舟儿却诈传蒙古兵西犯,推迟明朝边备。俺答于是从鸽子洞、黄榆沟入犯京畿。蒙古为表示感谢,以所掠男女及牛羊马各数百赠予哈舟儿等。

嘉靖三十年,俺答已求得开马市,哈舟儿等仍往来其营中,诱引煽惑不遂,屡次诳骗守边军士,说蒙古将以四十万众入寇,京师为之戒严。因此,咸宁侯仇鸾(1489?~1552)奏言:“朵颜诸夷影克、哈哈赤、哈舟儿、陈通事等,昨岁导虏犯顺,今虏已纳款,复行诳惑,请亟加征讨。”兵部尚书赵锦复奏:“各夷归顺久,未必一旦尽叛,其有一二反侧,在以方略祛除之而已。若遽兴大兵,不惟玉石俱焚,失圣朝绥怀之体,且恐老师费财,或起意外之虞。请下总督、镇、巡诸臣详议其利害。”八月,总督何栋(1490~1573)等议称:

影克、哈哈赤乃朵颜夷酋,中国授以都督、都指挥职事,一有动摇,将致诸酋俱叛。今中国方患胡,不宜复启夷衅,逼之合势,益我强敌。且欲进剿,必须深入,山径险狭,林木丛密,兵力难施,粮运不便,一入陷地,难保万全。纵使一鼓成功,尽除丑类,犹且不可,何者?本镇边外,草肥水暖,南窥畿甸,惟限一墙。朵颜,犬羊也,以居此地,系我属夷,纵有反复,为患尚小。北虏,虎狼也,若使据此,恣其狂噬,祸将无极。如果剪除朵颜,边地旷远,我军既难住守,北虏窥隙,势且凭为巢穴,是撤毁藩篱,延寇以自近也,为计在矣。审连年勾虏,实系哈舟儿、陈通事为之构煽,二虏咸中国逋亡,狡狡凶忍,恶逆滔天,罪在不宥,容臣等多方擒捕,以正国法,亦足以警戒各夷,使知悔惧。

兵部复奏,认为何栋等所言可行,明世宗于是批准。何栋随即移驻白马关,广布尔目侦探。十月,侦知哈舟儿等出猎,即以计策擒得之。明世宗诏命械送至京,命三法司审讯。十一月,哈舟儿与陈通事伏诛,传首枭示各边。

另外,又有王朝用。王朝用原充当庆云堡通事,与广宁通事李名先后叛入属夷,“既习知内地虚实,每虏入辄为乡导,辽人苦之”。嘉靖四十三年六月,王朝用挟部酋猛磕孛罗等入开原关索赏,开原兵备佥事黄九成、参将杨四畏(1530~1603)命守庆云堡百户黄承恩指挥通事张友等埋伏,将其拿下。

大约在万历初年,板升亦出现在原来兀良哈三卫游牧之地。最早论及此事者,为和田清,但其所引史料仅有《开原图说》。嘉靖年间,插汉(明人又有称之为察罕者,女真译文多称之为察哈尔)部酋打来孙(?~1557)惧为俺答兼并,与其子土蛮(?~1592)、大成等,自宣府塞外移往辽西,征服福余诸部。至万历年间,许多被掳或逃出的汉人,被插汉部部酋安置在势力范围内耕种。万历十五年,兵科都给事中顾九思(1532~1610)奏言:

东虏三卫地方,与东、西板升之类,千万为徒,聚而耕牧,皆我黔首,甘为虏用,彼何乐于去其乡土哉?实将吏为之殴耳。

万历十九年,户科给事中侯先春(1545~1611)阅视辽东,在奏疏中亦谈道:边将所斩获者,“皆我人被掳在边耕牧者,非真夷也”。奏疏又云:

迩年以来,虏岁掠我人以万计,辄散处于板城而恩养之,给之妇使生子女,给之牛马、田土使孳息耕种,待其心志无变易而后用为奸细、用为向导……入犯之时,为之四散掳掠者,亦多中国人,有穵人地窖者,有指人粟谷之数而逼索之者,有呼仇人之名而焚其庐、掘其冢者,皆汉人也。

同年,山东巡按胡克俭弹劾总兵李成梁(1526~1615)冒功升赏,在奏疏中更指出:

正安堡参将郭梦征禀帖到成梁曰:“哨得莲花山至北沙圯一带,达子皆称水草便益住牧。惟板升孤悬,原无精兵看守,虽是汉人,然在外数年,即是达子。乘阅科在此,可尽杀来张功。”抚臣郝杰初亦不肯,已与阅臣侯先春议罢。及先春方离广(宁),而杰不自由,全师遂出塞矣。黑夜袭杀二小营,得其旄倪二百八十一颗。

其中,副将李宁率兵出边约行百里,攻击毫无防卫能力的板升汉民,在回程时遇“数骑达贼一呼”,李宁遂策马先逃,其余部众“各弃甲曳兵而走,原未交兵,正因互相蹂践与溺河跌岩而死”;及至距离边界五十八里,遇上前往镇静堡互市的三卫牧民回去,又被其大肆杀掳。因此,“数千之兵,旋者不十之一二,后三五日,或七八日、十二三日,赤身匍匐而来者数人”。杀了板升汉人首级二百八十一颗,自己反而损失更为惨重。此役所攻打的插汉部板升,可能即《筹边纂议·九边图》中所记的“卜板升”(见图6)。

▲图6 《筹边纂议·九边图》中的插汉部板升

实际上, 辽西板升的人数持续增加,且做长期定居的打算。王鸣鹤《登坛必究》(万历二十七年辑成)记载:“近日辽、蓟常山之北,兴中、大宁之间,有虏掠汉人庐居耕食,每思汉欲拔归者,奈劫于虏威,不能直遂。傥用间潜引,佐以兵力,倾巢而归,功德匪细。且其中奸党如黄勇、郭善友,用计觏诛之,向顺如周官人,悬赏招徕之,尤为妙策。”

由此可知,当地板升同样有类似嘉隆年间丘富、赵全之类的人物。万历二十六年十月,朝鲜李恒福(1556~1618)奉命出使明朝,次年正月二十三日抵达北京,在《朝天录》中记载道:“吾等一行,留会同馆五十余日,朝贡鞑子六百余名,亦留北馆,与吾等一行下人,颜情稔熟。”一日,馆门大开,鞑子数十余人到其馆中参观。恒福令译官询问,发现辽人占十分之九,其中真鞑仅十分之一二而已。问辽人是否思恋故土,回答说:“父母妻子皆在中原,岂无思恋之心?但胡地风俗,比中国十分醇好,无赋役,无盗贼,外户不闭,朝出暮还,自事而已。其与辽役役不暇者,苦乐悬殊,苟活目前,不思逃归耳。”这段话与熊廷弼在万历三十七年奏疏中所述甚为相近:

尝密闻外间人言:向特怕虏杀我耳,今闻虏筑板升以居我,推衣食以养我,岁种地不过粟一囊、草数束,别无差役以扰我;而又旧时虏去人口,有亲戚朋友以看顾我,我与其死于饥饿作枵腹鬼,死于兵刃作断头鬼,而无宁随虏去,犹可得一活命也。

这些被掳的汉人,基于游牧部落差役轻,已经不愿返回故土。在奏疏中,熊廷弼还谈到 板升对于游牧部族的经济作用:

往虏故穷馁,又马于冬春草枯时瘦如柴立,故我犹得一间。近所掠人口,筑板升居之,大酋以数千计,次千计,又次数百计,皆令种地纳粮料,人马得食,无日不可图我。而又介在平壤,无重关峻岭为之限隔,朝入则朝获,夕入则夕获,盖无时无虏焉。

由此可见,辽东边墙西面邻近蒙古的地带, 汉人被掳后多被安置于板升,命其耕田种粮,以作为部族的后勤补给。熊廷弼又言:“开原起庆云堡,至柴河堡,三百余里,墩台一百二三十座,皆弃不守,其砖石,虏皆拆去为板升,而存者,虏反据之以侦我。”万历三十九年,熊廷弼(1569~1625)在与辽东巡抚杨镐(?~1629)的信中说:“今辽人在虏中不下十数万,业已长子孙,一去不复返。”

万历三十一年,宋楙澄(1569~1620)曾说:燕山以北,山峦起伏,乃大宁卫旧地,有朵颜酋长驻牧其中。其酋长以长昻为大,为“东虏之最雄者”,年六十余,“壮心逾劲,居常勃勃以入寇为事”。曾经筑室于大宁城,但苦于头晕,竟不敢入住。“有自中国投虏者,曰板升”。

万历末年,冯瑗(1572~1627)《开原图说》提到潢水以北四十里处,有大汉把都楼子。大汉把都为广宁酋首,楼子即巢穴。因近年各部落多半敬佛,大酋巢穴都建寺起楼,其砖瓦、木石系被掳的中国匠役为其建造,“寺观有甚华丽者,亦有僧,多内地人,皆与酋首抗礼”。楼子周围三四十里,即其所属板升,“板升者,夷人之佃户也”。另外,暖兔楼子在大汉把都楼子之北四十余里,距离金山三百八十里,距旧开原城五百余里。宰赛楼子则在暖兔楼子东北六十余里,新建一城,南面砖包,东北西三面则为土筑。筑城乃因子年前,暖兔痛恨宰赛不逊,欲约诸酋一起灭他,宰赛于是建城防备,“今但以居板升,而酋帐营野次”。

宰赛之东另有哈剌把拜、舍剌把拜、妆南、妆兔、果丙兔、少把台州、把秃儿、山耳口革、奴台哈屯兄弟九营,“凡小营俱各有板升,并有楼子”。《开原图说》所记位置,旧属兀良哈三卫地,嘉靖二十五年小王子后裔打来孙收复三卫,举族东移,驻扎潢水之北。当时,打来孙部落有虎剌哈赤者,据有福余卫地,势甚猖獗,暖兔为其长孙、宰赛则为次孙伯牙儿之子。另外,崇祯十年(1637),兵部尚书杨嗣昌(1588~1641)在《核实边备预整防援疏》中提到:“今照边烽内犯,每繇东而西,必于宁锦边外老河沿都令板升、昆墩林等处经过。”则板升应在老哈河流域。

明末三卫旧地板升的汉人,常出现在 马市交易的场合,如陈懿典《筹边移稿序》记载:“板升之众,皆中国逋逃,筑室耕树。互市时,与虏杂而入市,窥我之虚实动静,日夜教虏以无厌之求,索无端之贿,要挟边吏。”而陈仁锡《山海纪闻》说:“板升云者,被掳之汉人,久住虏中,沿边耘种,名为护边,其实虏之细作,皆是此人。虏抢财物,十与其三,谓之坐地分赃。夫此板升者,内食我抚赏看边之物,外分达子抢掠汉人之财,彼居中而两利之如是。”由此可见, 板升中汉人还可以分配到抚赏与剿掠的利益。

明末板升“主人”的更迭

隆庆和议之后,板升的汉人生活安定,不再受到先前明军捣巢的骚扰。但在万历十一年,板升曾经出现 兵灾,主要是三娘子(1550~1612)与恰台吉之间的争端,有学者称之为 “大板升之战”。后来,三娘子与扯力克(?~1607)亦有嫌隙,在此情况下,板升汉人连带受害。

朱国祯(1557~1632)《涌幢小品》记载: “板升之众,日受蹂躏,不能自存。丘富、赵全之子,入赴于总督郑洛,求以千百人入附。洛以贡市,好言却之,大约都被夷人杀尽。”朱国祯说汉人被残杀殆尽,或许有些夸大。但由于蒙古部酋之不信任,板升汉人有归心者确有其人。

郑汝璧在《睹记》中曾记载类似情形: “俺酋善抚驭,故(汉人)乐为用。至黄台吉父子践恶焉,始有异心。其种生夷地,多雄可使,亦时思投中国。有议以大边之内、二边之外居之者,质妻子于中。有警以夷攻夷,良便。顾以款约,不得收降,无任其事者。”黄台吉父子,即黄台吉与扯力克,其对待汉人不如俺答,汉人愿回故土者日增,但以和约言定不纳降,故欲归乡者多事与愿违。

大板升之战,虽导致汉人受到伤害,但主人仍属于 顺义王系统。真正大的转变,发生在天启七年以后。万历末年,插汉部酋长土蛮之孙虎墩兔憨(即林丹库图克图汗,1592~1634)驻牧在广宁正北;而距明朝边境千余里外则有粆花、宰赛两部,总名曰哈喇哈,驻牧在广宁直抵开原、庆云的边外一带;最东北则是好儿趁部落,距离建州最近。插汉部之西则是朵颜部哈喇慎王所在,三十六家皆其所属部落,驻牧之地自宣府独石口边外起,至辽东中后所边外止。而宣府新平堡以西,至山西保河路地方,则是顺义王卜失兔驻牧之地。插汉部自土蛮以来世为诸部长,各部每岁皆来纳贡,至虎墩兔憨时大非昔比,诸部各自称雄,纳贡遂绝,虎墩兔憨颇为不悦。

万历末年以来,蓟镇、辽东各有虎墩兔憨抚赏,宣府、张家口乃其贸易之地。但虎墩兔憨差人往来张家口卖马买货,哈喇慎家往往截货杀人;赴喜峰口领赏贸易,三十六家亦如此。虎墩兔憨派人洽商,各部不加理会,故虎墩兔憨常说:“南朝止一大明皇帝,北边止我一人,何得处处称王?我当先处里,后处外。”于是在天启七年,先攻哈喇慎,再攻白言、卜石兔,拔帐而西。

虎墩兔憨之西迁,除前面谈到的为报哈喇慎劫夺之仇外,也与建州武力压迫有关,如彭孙贻(1615~1673)在《山中闻见录》言:“插部久处荒落,忍嗜欲,恶衣食,既为建人所逼,翻然有故土之思焉。”荻原淳平则认为,林丹汗西迁固然与满洲势力侵逼有关,但也与他的政治观念及现实情况相牵涉。他既不便助清攻明,也不能助明攻清,加上部众叛离,所以只好西迁回到内蒙古心脏地带,且能更接近藏传佛教的中心。

天启七年三月,虎墩兔憨以惩罚不朝贡的名义,兴兵讨伐哈喇慎。四月,兵部尚书王之臣复议宣府巡抚秦士文(1569~1628)所奏:“虎酋插汉儿王子与白言等,皆款夷也,乃插酋与把汉哈喇慎一枝,讲计人马不遂心,久怀仇。俄拥兵压哈喇慎之境,诸虏情急求援,边臣来告,我兵若助哈酋,则插必肆螫;不助,则哈复致怨。”建议令边臣派选敏辩的通事官,游说虎墩兔憨打消此一念头。但朝廷未做出决定。九月初一日,分镇桃林口太监杨朝得到密报说:“插汉虎墩兔以醉,为妇哈屯刺死。”事后证实是误传。十月,虎墩兔憨向西攻打摆言台吉、哈喇慎诸部,诸部多溃散,甚至逃入明朝边界内。十一月间,虎墩兔憨倾巢而西,杀哈喇兔,直抵杀胡堡,克归化城,夺银佛寺,收降习令色等。同月,虎墩兔憨与习令色订盟,以合犯气喇嘛守归化城,而自己率部队东行,征服兀慎、摆腰、明暗等部酋。十二月,虎墩兔憨驻独石口塞外旧开平所要求抚赏,且入侵丰州滩,河套部酋尔粦勒、吉能来援。另陈仁锡《插酋论》云:

习令、色令被插擒归,附以东西两哨兵马,并丰州滩大小板升献于插。板升,华人也。嘉靖中,叛逆赵全等为向道,集被虏万人于丰州滩东西一带,立为板升,犹华人言村落、房屋也。桑种饮食,悉如中国,所变者胡服耳。自俺款后,板升俺义子恰台吉所统。酋纳款六十年,今有众十数万,而板升富强,甚习内地。插以之穴,能无防乎?插故元裔,夷使领赏卖马,必由两哨,远在东偏,积衅有年。素囊物故,卜失兔幼且弱,居河套。插突于(天启)七年之冬,倾巢而来,阴让奴路,阳托报仇,杀哈喇兔,直抵杀胡堡,克归化城,夺银佛。收习令、色令,而追迫卜失兔,妻其妻,军其军。

崇祯元年六月,陕西道御史李柄奏言:“插酋动西行之念,谋报哈喇慎向年仇隙,一举而攻溃哈喇部落,乘胜西攻宣镇边外白酋等,又乘胜西攻大同边外顺义王卜石兔,致卜石兔不支,西遁套内暂住,而插遂在宣、大时东时西,随水草住牧,此数月来情节也。”八月,顺义王卜石兔会同永邵卜等部众会集于挨不哈,将与插汉部会战。但卜石兔等最后还是不敌虎墩兔憨,据史料记载,“崇祯元年,插酋猖獗,掩袭诸夷,大战于大同得胜堡边外,如哈喇慎几二、三万人,永邵卜几五、六万人,卜什兔之东西哨几七、八万人,俱为插酋所败,死亡相枕籍。其生者,鸟兽散去”。其后,插汉部直捣归化,满洲文书称之为“赵城之战”。

而随着卜石兔、阏氏与金印被掳,原顺义王麾下各部皆往西逃避。虎墩兔憨又派兵进入河套,吉囊之子孙亦先后投降。于是,东起辽西,西至洮河,皆听从虎墩兔憨号令。崇祯二年十月,大同巡抚张宗衡(?~1642)疏言:“宣、云口外丰州滩大小板升、归化城、威宁海子、白海子、兴和所、东朦、合平等处,肥饶无比,卜、素窃据之,世世为诸部长。”上天借插汉之手,“杀戮其子孙殆尽”,明廷可以趁机将其丁壮者收为兵,老弱者迁移至内地,则“数千里故疆,可一朝拱手而来归,即以复国初五十万石之屯额,何难为哉?”此事后来未有结果。

在虎墩兔憨主力西迁之后,留居蒙古东部的旧部日被建州蚕食鲸吞;而随着建州势力向西推进,辽河流域的板升亦不得安宁。崇祯元年,辽东巡抚毕自肃(1580~1628)奏报,皇太极在春间,以都令为向导,“抢掠拱兔板城牛羊杂粮,稍为救饥之着”。

螳螂捕蝉,黄雀在后。数年后,另一波灾难降临丰州的板升,而此即 建州军队的到来。崇祯五年四月初一日,皇太极(1592~1643)大军起行征察哈尔。彭孙贻《山中闻见录》记载:“建州四王子勒西路降人五、六万西来逐插。插战不胜,亦渡河西徙。东人烧板升,插汉偕套虏走大漠。”而据明朝史料记载,此次建州追击虎墩兔憨,实有精骑五六万,即红衣大炮亦装载十余具随行,声势甚大。插汉部号称四十万,尚且远去相避。建州于是前进归化城,“烧绝板升”。在追逐过程中,建州在草原上一度绝粮,皇太极发话说:“军中粮尽,可以打猎。”于是令各军围猎,计射杀黄羊万余只,其肉按各旗甲兵员数分给。二十七日,建州攻取柏兴(板升)地方,入各村收聚人畜。二十八日,仍命各军在境内纵掠,“俟还军时,尽焚其庐舍、粮糗”。三十日,皇太极抵达归化城。

当时,不少柏兴(板升)地方的“蒙古人”逃入杀胡口境内。六月初一日,皇太极命人致书予杀胡堡官员:“该柏兴地方人民,原属格根汗(即俺答汗);时察哈尔取之,则归察哈尔所有;我取之,即为我所有。以我所有,而尔等取之,不可也。边外之事,尔等不得干预。”板升的居民再度成为新主人的财产。后来,明朝官员决定将这些“蒙古人”送回。建州派人向明军索取,明朝守边副将回报说:“凡财帛、牲畜诸物,将尽给还,我等惜之何为?”建州于是派人请往领取。除相关人等外,杀胡堡官又赠送缎三千八百一十一匹,毛青布二千六百七十四匹。

六月中旬,建州部众因板升淫雨,战马多毙,于是整装东归。部队行进间,建州为前锋、后殿,而“西虏降部咸居中”。六月十三日,皇太极派两批人携带议和书,其一送至大同得胜堡,令得胜堡官员转致大同、阳和城官员;其一送至张家口堡,令其转致宣府城官员。并致书向明朝索取原赏给察哈尔的财物。

建州到达宣府镇边外后,皇太极勒令哈喇慎三十六家摆慎、俺卜等部落皆上前,其中还包括敖汉部的七庆台吉,命其至张家口索取抚赏。监军太监王坤与总兵以万骑驻营边外,建州分兵五路包围明军。一明朝参将单骑驰至敌营,大呼说:“我巡边,非相敌者。”建州亦回复说:“逐插过此,不相犯也。”建州出奶酪前来讲事,明军亦以布帛、曲糵相报。哈喇慎诸部相约道:“诘朝讲款市张家口。”当时,“宣大秋禾蔽野,六十余年不知兵,东西诸部并集,主客不相当”。巡抚沈棨见事情紧急,出私帑三千两,买布絮、酒、盐犒赏。二十二日,阿济格(1605~1651)等传报,张家口官员将犒赏察哈尔财物,悉数给还于建州,并谈到互相通商等。二十四、二十五日,双方在张家口贸易。二十六、二十七日,宣府通译与宰生威来回讲事,至二十八日讲定。二十九日,建州乃离去。

然而在七月初,沈棨因不先奏闻,即答书设誓宴赉,为太监王坤所密奏。实际上,被建州所裹胁索取抚赏者,还包括插汉部,故《国榷》记载:“初插汉屯膳房堡沙岭时,抚夷总兵王世忠、巡抚沈棨因私犒三千金,插汉钻刀说誓。”次年七月,明思宗召兵部尚书熊明遇(1579~1649)询问,熊明遇极力为沈棨辩解,思宗犹豫不决,问阁臣周延儒(1593~1644),延儒伏地不答甚久,思宗遂不允讲和,“以誓文中,朝廷与插汉并体”,旋即将沈棨论罪遣戍。

而在建州离去之后,插汉部蟒阿儿正、倘不浪等,在崇祯五年六月间又回到丰州滩各板升,吩咐“住牧诸人仍前安住,本部人马不久仍回”。当时,各板升的房屋俱被建州人烧毁,只留下银佛一寺。插汉部被建州追击后,群龙无首,部落分散。崇祯七年二月,宣府巡抚焦源清(1574~1643)奏报:“插汉虎墩兔憨避建虏远徙,部众离散,梯爱亦领千骑附建虏。”四月,歹打儿汉、吉囊等率部向明朝求降。《国榷》崇祯七年四月辛酉条记载:

西虏歹打儿汉、吉囊等,前以三万骑乞降,宣大总督张宗衡请收恤其众,安插近塞,以备外藩,毋为东人所并。时朝议主自强,不听。初虎墩兔憨患宣、大者数年,至是卒,子少,部落无所归,多乞降。无何,谍建师西行,边方戒严,久之无他,乃知为收插部也。于是延、宁、甘、固边外诸夷,率皆降附建虏,号令几行万里矣。

依据此一记载,虎墩兔憨死于这年春末或夏初。另据其他史料记载,系因出痘而死于青海打草滩(明代甘肃镇周边形势见图7)。四月稍后,宣府、大同两镇收容插汉部牧民五千一百零九人,而妇女不在内。六月,宣大总督张宗衡奏报:“崇祯六年十一月至今,共收降夷男妇一万二千八百二人,留阳和壮夷四百八十六人、幼一千一百五十六人。”而据明朝六月底塘报,“奴从西虏马市上透贩绸布,复带西虏衣服往宣大马市做买卖”。

▲图7 明代甘肃镇周边形势

八月,户科给事中宋玫(1604~1643)奏请羁縻插汉部,朝廷不许。谈迁(1593~1657)在《国榷》此条之下有按语,认为这是一大失策。陈子龙(1608~1647)也认为,若使虎墩兔憨犹强,三十六家尚在,卜石兔、素囊诸酋驻牧大同、宣府塞外,建州虽强,不足为明朝边患。如今卜石兔、素囊部众逃遁西海,插汉部众亦奔散流亡,赴宣大总督驻地阳和叩求入关者成百上千,朝廷若能分封安置,使其居住东胜故地,作为明军外藩,是为上策。即若不然,加以收容,置于塞下,拣选其精锐,以为朝廷之用,是为中策。可惜边臣惧怕衍生后患获罪,一概不加收容,不仅非明朝恤亡存弱之义,且使其转而投靠建州,建州更加强大,实非明朝之利。

据兵部在闰八月的奏报,皇太极派人到卜儿台大等众宰生营中,传命陕西袄儿都司吉囊辖下部落,依旧在彼处驻牧;再传令顺义王辖下部落,依旧在归化城、板升驻牧。而插汉与哈喇慎辖下牧民,俱调往建州军队驻扎之处,相约在来年二月、三月,先令插汉家及哈喇慎家的牧民到宣大张家口、杀胡堡讲赏,然后皇太极亲自带领人马于山后探候。又传令顺义王的小王子尽速将归化城修理整齐,以备皇太极往来驻扎。如果讲成了抚赏,还要修理兴和城驻扎。

比较奇怪的是,《国榷》先前记载四月虎墩兔憨已死,但九月又记载“插汉虎墩兔憨往威宁海子驻牧”。这条记载,或许是指其残部在威宁海子驻牧,而非虎墩兔憨本人。实际上,在建州压迫之下,插汉残部只能靠明朝接济。十一月,插汉部头目把喇独儿率领部众千人在清水河驻牧,曾要求在大同镇的杀胡堡互市。十二月,监视宣府太监王坤奏报:“奴收插汉部众,边外无处非建虏,将树党内窥。”稍后,王坤又奏报:“插汉部众投建虏者千人,余二千人求驻张家口货买茶米。”当时,虎墩兔憨之子已回到归化城。宣大总督杨嗣昌(1588~1641)奏言:“插汉部落实有数万,小王子至归化城,俟正月来讲赏,先求开市。”杨嗣昌认为:“剿之不能,拒之资敌,应就其计,借市马为操纵,暂示羁糜,亦是一策。”但这一策略并未获得朝廷认可。

崇祯八年正月,边军哨卒出塞,至五蓝把喇素地方,见虎墩兔憨之妻囊囊台户与结力麦宰生、乞庆宰生、台什宰生在该处驻牧,约有三千余人,马五百余匹。囊囊台户因先前要求互市不许,再次请求于大同镇内抚赏,中军孙良弼上奏。朝廷有旨:“不得轻信,致有疏虞。”另一塘报又说:顺义王的儿子小王子在归化城居住,并在杀胡堡上“货卖生意”。而在这年二月,“建虏四万,号十万,自沈阳西趋河套,收插汉余部”。至六月,皇太极收服虎墩兔憨之妻及陕西土霸、土囊诸部约万余人东行。他在收服插汉部后设酒庆祝,与臣下说:“南朝君骄而臣谄,兵弱而民穷,亡无日矣。”就在此时,建州派遣一支部队,由平虏堡边墙入境,攻打大同镇辖地。

皇太极收降插汉部后,曾将 部分牧民迁回东方耕种,辽西境外的板升加入了新的“农民”。崇祯九年,陈子龙提到:“闻(建州)徙拨插部与辽人杂耕三卫故地。耕既非插部国俗,而屡年亢旱,无所收获,降人多怨,而奴亦苦人众不给矣。”崇祯十年,陈子龙又指出:“近闻其役插部以耕敖目之田,城养善木以为屯筑之计,是其为进取之资者审也。”这样看来, 被掳的插汉部百姓,曾被安置在敖汉部境内的板升耕种。

崇祯九年十一月,卜石兔之子省吉木台吉、忠义夫人之孙那儿木台吉与明朝在杀胡口展开马市贸易;并趁马市之际,报称愿为明朝守边。但这样的请求似乎仅是一种策略性的表态,毕竟当时他们已臣服于建州。崇祯十年闰四月,宣大总督卢象升奏言:建州军事力量所及,“东自鸭绿,西至贺兰,塞外山河,皆隶其版”;勉强残存者,唯有哈喇慎与卜石兔诸子而已。卜石兔部先前为插汉部所并,插汉部亡后,卜石兔部省吉木、那儿木二台吉回归故巢,驻牧于丰州滩、归化城等处,距离大同边境只二三百里,男女老少亦有二万余人,其中强健者五七千,有马者一二千。

此后,后套未再受到军事骚扰。丰州滩、归化城板升的农业,也在战火之余逐渐恢复。顺治中叶,俄人巴依柯夫奉命由托木斯克出发前往北京,同样经过归化城,城的周边全是耕地,生产的农作物与三十多年前佩特林所记相差不多,有小麦、大麦、燕麦、亚麻,以及大蒜、胡萝卜、核桃、菜籽油等。康熙二年(1663),顾炎武(1613~1682)历游晋陕,其《自大同至西口四首》之第四首提到:“旧说丰州好,于今号板升。印盐和菜滑,挏乳入茶凝。”盐是盐池产,菜是当地种,茶从马市来,奶挤自牲畜。这几句诗述说板升的饮食习惯,既传神又具有文化交融性,历史的印记就定格在那个时空。清初顾祖禹(1631~1692)《读史方舆纪要》记载漠南的青山(即阴山)也提到板升:

明嘉靖初,中国叛人逃出边者,升板筑墙,盖屋以居,乃呼为“板升”。有众十余万,南至边墙,北至青山,东至威宁海,西至黄河岸,南北四百里,东西千余里,一望平川,无山陂、溪涧之险,耕种市廛,花柳蔬圃,与中国无异,各部长分统之。

这段内容与隆庆年间王崇古、万历末年之记载相比,在垦殖的范围上扩大甚多。先前资料所言为南北二百余里、东西三百余里,而顾祖禹的记载则为南北四百里、东西千余里,或许是清初的情况。而从记载中所谓“耕种市廛,花柳蔬圃,与中国无异”来看,这个农垦区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结 语

……

明朝立国以来,与蒙古一直处于对峙的状态。但早期由于疆界偏北,百姓受害较小。仁宣至英宗初年,边卫往南内撤,紧接着土木堡事变发生,国防受到严重威胁。此后,即使不断修筑边墙等防御工事,情况仍然急转直下,蒙古进犯持续增加,到嘉隆年间达到巅峰。在这个过程中,边境上的众多军人与百姓付出生命代价,而且有不少人流离到塞外的草原之上。

土木堡事变之后,边区军民被掳或军士叛逃持续增加。弘治以降,白莲教徒也成为塞外汉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。嘉靖年间,叛变的军士与出逃的白莲教徒成为引导蒙古人进犯的首要“汉奸”,在明帝国境内大肆残杀与掳掠人群作为其“战利品”。除此之外,也有百姓基于生存压力,越界前往草原投靠。

在人口迁移研究中,曾有学者提出推拉理论(Push and Pull Theory),即内在的推力与外在的拉力。这一理论所指涉的,系非强制移民的范畴,对于非自愿的移民而言,其适用性相对较小。但在某个层面上,明帝国州县的赋役压力与官吏的非法盘剥,以及灾荒带来的歉收等因素,是一股推力。而在草原上,撇开征战死伤,其税赋负担轻、生活压力小,则是一股拉力。

16世纪中叶,大同镇边外的丰州川一带,出现了大规模的农业垦殖据点—— 板升。在俺答及白莲教首、叛将等统治下,被掳或逃荒的百姓成为板升的生产单元。而随着白莲教徒、叛将不断导引蒙古入侵边区,掳掠百姓入漠南,垦殖的据点越来越多,至隆庆四年时已有大板升二十余处,又有小板升三十二处,且范围由丰州川往西延伸至黄河岸边。隆庆五年,明蒙双方展开马市贸易后,朝臣与边疆大吏对于这些漠南的汉民采取自生自灭、不便收容的政策,于是有乡归不得,只能在板升落户,成为化外之民。加上后续因逃荒、逃避徭役而前往者,据说万历初年人数已达十万。而在万历前期,板升也出现在兀良哈三卫旧地,万历后期据说达到十多万人。

整体而言,板升的耕作方式属于 粗放农业,谈不上精耕细作,也未出现完善的灌溉系统。而在隆庆和议以后,这些已经蒙古化的“汉虏”,基本上未受到明军的骚扰。至于万历十二年的大板升之战及后来蒙古内部的派系斗争,虽影响到板升汉人,但应该不至于如朱国祯所讲的消亡殆尽。但在明末,随着插汉部与俺答后裔之间、建州与插汉部之间的征战,板升的汉人不断更换主人,是一群没有人保护的异乡客。这群流落塞外的“汉人”,可能从来没想过建州女真会是新主人,但历史的因缘际会,却给他们带来二百多年的太平。

▲ 山西明长城老牛湾段 偏关县新闻办提供

文|邱仲麟

BY|集刊

原题|明代的“降虏人”与长城以外的农垦区

图|除署名外均来自“集刊”

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或机构所有

辑|山西晚报全媒体编辑 南丽江

审核|方天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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